东西问人物王佐良于诗歌中看见真的灵魂
中新社北京8月13日电题:王佐良:于诗歌中看见真的灵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王佐良的头衔很多,比如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但在他的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或许是“诗人”。
从清华到牛津再到北外,命运让他成为了一位有着诗人灵魂的大学者。
他曾说,诗贵真实,除细节、情绪和气氛的真实外,还有一种更高的真实,那就是说真话,用最大的热情描绘心中理想。他所译介过的很多诗歌都拥有这种更高的真实。
济慈名句或是其中代表:
“Beautyistruth,truthbeauty,”—thatisall
Yeknowonearth,andallyeneedto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心在文学课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北外学子都会听到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他们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级同班同学,后都出洋深造。年,三人回国,进入北外英语系任教。
年,时任英语系主任的王佐良要给大三学生开精读课。当时的学生张秐回忆,走进教室的王佐良,浅咖啡色西服配墨绿色领带,风度十足,不同流俗。他上课从不带笔记本,手里只有几张卡片,偶尔看上一眼,绝大部分时间都凭记忆侃侃而谈。
那时,上课资料以《北京周报》、苏联《真理报》英文版为主,英美文学很少触及。一次,王佐良介绍了莎士比亚,并说他的十四行诗大家可以读一读、背几首。他还提到,自己每年都读一遍《傲慢与偏见》,虽然这书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没什么了不起,但奥斯汀把英语的语言之美推到了极致。
后来成为北外英语系教授的张秐告诉记者,虽然王佐良只是轻轻提了一句,可她牢牢记住了,后来千方百计找外国文学作品看,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这颗种子是王佐良撒下的。
“文革”后,王佐良可以尽情地讲授和研究自己钟情的文学。年,在他的提议下,北外英语系开了《欧洲文化入门》课。
现为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姜红年是北外英语系大二学生。她回忆,这是一门人的大课,由王佐良、许国璋等几位名师共同授课。从这门课上,姜红第一次知道《荷马史诗》《十日谈》,接触到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
她觉得,这门课为学子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似乎从禁锢中一下子走入了开阔地,外界的新鲜事物扑面而来。但他们并没有迷失在这西洋景中,而是发现,那个世界或许有很多不同,但有它的合理性,大家都一样是人类。
“一瞬中见永恒”
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的学术春天到了。他的学生、美国新奥尔良大学英文系教授钱兆明统计,他的44部著作中,32部写于最后15年。
他的学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长聘教授曹莉告诉记者,王佐良可谓“一个人就是一门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几大方向,他样样都站在巅峰。
然而他最爱的始终是诗。诗写不成了,他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
他主编《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等,翻译选注了《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等。他的清华同学李赋宁评价,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好似在读一本很好的小说,或像听一首交响曲。
王佐良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没有文学;然而想象力不只是想得高,想得远,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力,能由此及彼,小中见大,一瞬中见永恒。
在他看来,把一个国家的诗歌介绍给读者,就是在向他们展现这个国家里最敏感的人的体验、见闻、思想、情绪、想象力、文才,里面有赤裸裸的灵魂。
有些文学理论文章离文学越来越远,王佐良不习惯那种在文章里一上来就摆理论架子的做法。一次,他在一个文学史的学术会议上发言后,一些人反映,太重文学性,而科学性不够。他在给周珏良的信中说,为什么这些年出的中外文学史读起来都像社论,谈文学而本身无文学味儿?鲁迅和闻一多的文学史类著作都是很好的散文,金岳霖说过,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也可以很美。
年,王佐良应邀在英法访学。重回母校,他与几位牛津教授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辩让他想起了求学时代的C.S.刘易士教授。
刘易士当年在学生中组织“苏格拉底学会”,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他们在乎的并不是驳倒别人,而是反驳本身,因为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将任何人看做平等对话者,任何理论都是可理解、可辩论的。文笔也是牛津人文学者所重视的,强调新鲜的思想和活跃的想象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读者,同他们进行心智上的对话。
年7月,王佐良(左二)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故乡欧文城。王佐良是最早译介彭斯的译者之一。中新社发受访者供图
执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说,王佐良有一句口头禅是“瞄瞄”。他的视野很广,什么东西都喜欢拿来“瞄瞄”。
姜红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留校,曾帮忙管理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总是第一借阅人。每周,她帮王佐良办好借阅手续,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纽约客》《美国国家地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北外图书馆每年订购新书,文学部分由他勾选,语言学由许国璋勾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杨国斌当时在王佐良门下读博,他回忆,王佐良喜欢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好的文章,很喜欢《纽约客》,连本地新闻这种豆腐块也看,甚至会划重点。
王佐良告诉杨国斌,对新概念、新理论不要盲从。曹莉记得,王佐良要求学生不要拿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后面炒冷饭。
年,王佐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新设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他说:“我似乎应该感到老之将至,但又似乎还有一个约会在面前,何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还有一个民族一百年的焦虑和心愿。”
校内外事务繁忙,王佐良只得抓紧一切时间治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北外宿舍,周末才回家,凡空余时间都埋头于书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高继海回忆,他的时间观念极强,每周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规矩是,无故、无约就尽量不要打扰他。
张秐说,王佐良是一个在前方执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金莉说,王公是外语学界的一面旗帜,后学们无法望其项背,只能一直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华标准
年,清华80年校庆时,王佐良写了一篇《想起清华种种》的感言。他说,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一说起这所学校,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奋,话也说不完似的。
他很怀念清华的老师们。俞平伯、余冠英教大一国文,都亲切而严格。大二上西洋哲学史,他写了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贺麟不但不皱眉,还在班上表扬了他。大四那年,吴宓和叶公超合开翻译课,他和许国璋的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
但最让他终身感念的还是燕卜荪。年,31岁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在抗战烽火中来到清华外文系。那时正值学校内迁,他们在湖南的南岳山中上课,一本像样的外语书都没有,燕卜荪全凭记忆,用手提打字机加上复写纸,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打出来,每人一份。
王佐良觉得,燕卜荪有一种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劲头,而且他做这些事总是一声不响,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日后王佐良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会想到这情景。
燕卜荪给他们带来了英国现代派诗,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奥登的《西班牙》。他们从现代主义里学到把事物看得深些、复杂些,而不再满足于“新月派”那种浪漫主义。一个诗人群体成长起来。
这其中最醒目的是查良铮。在清华园里,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写雪莱式的浪漫派诗。到西南联大,查良铮开始以“穆旦”为笔名写诗,诗风为之一变。
虽离开母校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终保持着清华做学问的标准。他说,这个标准无人定出,而有赖无数师友“行胜于言”的榜样,就是卓越与为公。
一个时代结束了
身边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个坏情绪很少外露的人。他从不谈“文革”时的遭遇,只享受着“黑色的文雅字体印在雪白的纸上”的读书之乐。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早饭后半小时留给最难懂的书,慢慢地读。即便没有大段时间著书,他也会在每天清晨写上几百字,基本不间断。
胡文仲第一次听他说起伤感的话是在年周珏良去世之后。他说,从今之后没有人说话了。
年,一直担任北外校级顾问的王佐良退休了。办公室腾空了,他的藏书被搬到他午休的小房间里。胡文仲去看他,提议找人来把书整理好放到书架上。他说不用了,自己不会再用到这些书了。
年9月,老同学许国璋谢世。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数日后去世。
最后日子里,王佐良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数次向身边人流露,担心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英国文学史》。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完成其中有关蒲柏的部分。
他还编完了《中楼集》,写完了谈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书桌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走后,同为外语界宗师的王宗炎说:斯人长往,斯文长存。学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负盛名的老一辈英语大家都走了,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佐良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赶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两年后又逢“七七事变”。
青年王佐良最爱的路,就是清华新斋外的路,转弯能看见西山,夕阳下呈金紫色,如屏风一般静静地拥抱着清华。许多年后,他也会在北外驻足看西山落日。
这落日的辉光,如同清华图书馆宽大的书桌两端铜制高台灯那温情而宁静的灯光,早在他19岁那年,已投在了心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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