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为何在远离本土的西班牙行省,建立拉丁

罗马最早的海外安置地出现在西班牙行省。随着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进行，罗马将西班牙东南部纳入自己的海外领土中，并于公元前年设立近西班牙和远西班牙两个行省。据李维记载，公元前年，应罗马士兵与西班牙本地妇女通婚后裔的要求，罗马元老院在卡尔提亚建立了一个拉丁殖民城市，安置这些“混血儿”（多人）以及他们的被释奴。

此外，卡尔提亚的本地人如愿意也可留在该殖民城市，成为殖民者中的一员。继卡尔提亚之后，公元前年，时任罗马执政官的马尔塞鲁斯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个拉丁殖民城市。据斯特拉波记载，这个殖民城市从一开始便由被选出的罗马人和伊比利亚本地人居住，而且是第一个拥有被派遣公民的殖民城市。

早期的海外安置地

实际上，设立拉丁殖民城市的做法在当时已经为罗马国家所摒弃。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期间，罗马建立了大量的拉丁殖民城市和公民殖民城市，这两种殖民城市在数量、性质、作用上均大有不同。拉丁殖民城市的定居者至少为个家庭，实行自治管理，居民享有拉丁公民权，即无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权。

而公民殖民城市定居者仅为个家庭，由罗马派官员管理，享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家不再建立拉丁殖民城市。拉丁殖民城市因何停止建立，原因众说纷纭，基本上可归纳为三点。首先是拉丁殖民城市所赋予殖民者的权利不尽如人意，虽然在市政管理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无投票权的公民权却使他们没有机会融入到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与其他罗马公民所享受的权利相比，这无疑是定居在拉丁殖民城市的一大弊端。其次，拉丁殖民城市的居民享有迁移到罗马城的权利，如果迁居到罗马城，他们将自动恢复罗马全权公民的身份。再次，随着意大利半岛全境完全纳入罗马管辖之下，对罗马公民权的需求不断增加。

因而，愿意放弃罗马公民权而定居在拉丁殖民城市的公民越来越少，拉丁殖民城市便逐渐淡出了罗马的殖民历史。那么，罗马又为何会在远离本土的西班牙行省建立拉丁殖民城市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罗马为之设立殖民城市的公民并非是纯粹的罗马公民，而是罗马士兵与当地妇女通婚的后裔，为这些人设立拉丁殖民城市无可厚非，且设立殖民城市的要求又是这些后代们提出来的。

其次，建立拉丁殖民城市，他们享有的公民权利便是拉丁公民权，这对于一个海外定居地的公民来说也无不可。拉丁公民权即不完全的公民权，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此一来，拉丁公民权的享有者就不用跋山涉水回到罗马城参与政治选举，不用履行投票权利，因此更容易被这些定居者所接受。

再次，在管理上，拉丁殖民城市与自治城市相差无几，这种管理方式在行省体制尚未健全的当时不失为对治理地方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西班牙拉丁殖民城市的建立仍然是可行的策略。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外建立拉丁殖民城市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这也是一些学者将这些拉丁殖民城市视为罗马海外殖民城市先驱的原因。从没有纯粹罗马公民的拉丁殖民城市到拥有被派遣公民的拉丁殖民城市，卡尔提亚和科尔多瓦的建立为罗马公民殖民城市走向海外奠定了基础。布匿战争之后，在海外建立公民殖民城市的想法开始萌发并实行。

格拉古海外殖民计划的出台

在格拉古时代，海外殖民城市的建立被提上罗马国家的议程。布匿战争结束后，在名利双收的同时，罗马国内的社会经济因连年战争而问题重重。公元前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平民保民官，并很快着手改善平民恶劣的处境，提出塞普罗尼亚土地法，进行土地改革。

但由于改革法案打破了罗马的传统，更超出了元老贵族们的接受程度，因此失败。为安抚平民，元老院仍然执行了提比略的部分法案，但这对于改善罗马当时的国内境况而言，仍旧于事无补。十年之后，提比略之弟盖约·格拉古当选平民保民官。

为继续解决战争积留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为争得各阶层的支持以继续其兄的改革，盖约在其土地改革的移民法中大胆提出了海外殖民的计划。他试图通过在海内外新征服的领土上建立殖民城市来为罗马的贫困人口、低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提供新的生存机遇。

他提议建立的唯一一个海外殖民城市即位于迦太基遗址上的朱诺尼亚，据古典史家记载，盖约还亲自到迦太基监督殖民城市的建设。朱诺尼亚连同盖约的另两个殖民城市（意大利南部的纳普图尼亚和米纳维亚）的选址充分体现了殖民计划中的经济因素，因为这些殖民城市均位于沿海地区，或便于贸易往来的地理位置上。

然而，盖约的殖民计划如同其他改革法案一样遭到了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迦太基建立新殖民城市的方案。元老院之所以坚决反对，一方面是出于对迦太基再度繁荣甚至强盛起来的恐惧，这一点从迦太基此前的历史便可看出；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这种革新的抵触和恐慌。

根据盖约的土地法和移民法，在这一海外殖民城市，土地将被划分成6,份，以每份犹格分配给罗马公民和缺少土地的意大利人，并免除赋税。在当时，土地问题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核心问题。意大利土地的私有化减少了半岛上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要建立新的殖民城市，罗马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国有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罗马的上层人物似乎还没有接受这种观念。

因为罗马公民一旦定居在拥有军役豁免权的殖民城市，那就意味着，罗马国家将会失掉这些体格健硕的公民；更重要的是，罗马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一个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公社不应建在离罗马权力中心如此遥远的地方，因为这样会削弱罗马公民团体的凝聚力。

此外，罗马人认为城邦是一个面积合理、且与整体密切相关的有机体，而罗马公民散居在一块块罗马土地上会使中央行政管理在实际上失去效力。况且，作为平民保民官，盖约的殖民城市是为平民而建，这是贵族寡头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宁愿为了自己或国家的利益开辟新的殖民城市，也不愿意将土地分配给平民身份的定居者。而平民与贵族的这种矛盾自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就已显露出来。

当时，罗马人将塞侬人征服后，平民保民官盖约·弗拉米尼乌斯将塞侬人占据的高卢土地划分给渴望获得土地的罗马公民。虽然最终弗拉米尼乌斯使该法案获得部落大会的通过，但是元老院坚决反对执行该法案，这种矛盾在格拉古时代愈演愈烈。

为了扳倒格拉古，政敌德鲁苏斯甚至向平民许诺，要为他们建立12个殖民城市，当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这一许诺从未实现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建立殖民城市成了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最终，在这场革新派与守旧派、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斗争中，格拉古家族再次失败，海外殖民城市的设立方案也被立刻废除。但是，尽管法案在形式上作废，在迦太基的实际殖民仍然得到了部分执行，维雷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视迦太基为罗马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城市。

海外殖民城市出现的原因

罗马在海外的公民殖民城市出现于格拉古时期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也就是地中海霸权的统治需求及格拉古个人在殖民政策上的大胆探索。建立地中海霸权的统治需求是罗马海外殖民城市出现的根本原因。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七丘之城不再局限于弹丸之地，自身环境的恶劣与外部形势的严峻促使罗马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并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成功使自己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

征服意大利半岛之后，罗马将扩张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地中海区域。对西地中海霸主的争夺首先使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上演了一场“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给双方都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开启了罗马历史的重大转变，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对被征服领土的管理使罗马行省统治体系应运而生。

那么，第二次布匿战争则给罗马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为罗马共和制的衰亡埋下了隐患。“罗马人统治地中海世界的‘帝国意识’愈发强烈”，而这种帝国意识便是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始作俑者。持续了百年之久的布匿战争与同一时期罗马在东地中海进行的战事相辅相成，构成了罗马共和史上的大征服时代，地中海周边地区不断成为罗马新征服的海外领土。

战争的进行与领土的扩展改变了罗马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政治上，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趋于平衡的状态正逐渐消失。罗马国家的主导权虽然仍掌控在元老院手中，但这些元老的构成成份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旧贵族，而是平民与旧贵族融合而形成的新贵。

“这些新贵族不像旧父族贵族那样拥有合法的特权，他们打着罗马人民的旗帜，但通过贿买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垄断高官显位，从而获得在元老院的优势，再通过元老院的权力掌握国家一切政策和实权”。此时的罗马日益朝着贵族寡头政治的方向发展，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逐渐升级。

在经济上，小农经济遭到摧残。战争胜利使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土地与财富，旧有体制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由于连年征战，农民们的土地荒废，被充公为国有资产，贵族富商则趁机侵占，建立大庄园，致使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小农经济濒临破产。

丧失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试图靠劳力来谋生，但与廉价的奴隶相比，他们并无很强的竞争力，这些无所事事的农民逐渐成为城市中的闲散人员，成为城市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隐患。共和早期以来实行的亦兵亦农的公民兵制度在罗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国内局势、稳固在地中海的新霸权成为罗马的当务之急。格拉古兄弟踌躇满志，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解决问题，并首次将罗马公民殖民城市设立在海外，从而正式开启了罗马海外殖民的历史。盖约·格拉古个人在殖民政策上的大胆探索也促成了海外殖民城市的出现。

在当时的罗马，盖约在海外建立殖民城市的方案极其不受欢迎。究其原因，首先，在共和时期，行省事务归元老院管理，不容许平民保民官插手，而盖约在新征服地区建殖的提案有僭越元老院权力的嫌疑；其次，行省土地归国家所有，将其授予殖民者会减少国家的税收，因为殖民城市都是免税的。

再次，享有充分罗马公民权的殖民城市会与邻近的城市形成对比，从而容易滋生后者的不满情绪，或促使这些城市的居民产生想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想法，而在当时视公民权如珍宝的罗马人大都对这种想法非常抵触。

因此，盖约敢于打破传统，把一个罗马公民殖民城市安置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地区，实际上是将意大利殖民统治模式运用于海外的大胆尝试。即便这种尝试最终未能完全转变为现实，而且还成为盖约在政治上惨败的一大诱因，但其在罗马殖民历史中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马统治者建立殖民城市的目的发生转变。几乎从罗马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建立殖民城市时起，殖民城市就是罗马出于军事需要而建立的战略要地，殖民城市的建立与罗马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而盖约却一反以往的传统，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考虑殖民城市的建立。

这些殖民城市既可以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又可以减少罗马国家需要救济的下层平民的数量，缓解罗马社会的内部矛盾，并在此后成为罗马统治者海外殖民活动的效仿先例，对罗马帝国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余波

鉴于格拉古的经验教训，后来的政治家们在提议建立殖民城市时更加谨慎。罗马第一个真正得到建立与建设的海外殖民城市——那尔波便是总结格拉古经验教训的成果。那尔波殖民城市位于高卢行省，地处阿泰克斯河上，亦是西南道路的交汇处。

最初，元老院依然认为这个殖民城市所处的位置太远，不适合罗马公民定居，但那尔波的建立者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斯成功地说服了元老院。因为，与盖约提议的朱诺尼亚相比，那尔波尽管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但却不是跨海的，靠陆路便可到达。

而且，殖民者虽获得了土地，却不是以法定所有权的形式，而是以永久的世袭所有权的形式获得的。在保证元老院利益的基础上，克拉苏斯也迎合了平民的需求，因而罗马的海外殖民才得以迈出踏实而稳定的一步。在共和晚期这一特殊时代的背景下，应罗马在地中海区域建立统治霸权的需要。

经罗马管理者大胆尝试，罗马公民殖民城市首次出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这标志着罗马的殖民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尽管格拉古改革失败，殖民法案被废除，但这并不影响后人追随格拉古的殖民精神。随着罗马海外领土的扩张与国内一系列变革的发生，海外殖民城市的兴起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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