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笔记礼物,大洋两岸荣耀着的古巴人澎
关于人在社会结构中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问题,不少社会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都从各方面提出了不少的著名的理论。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与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曾经提出,在人类社会各种现存的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所能维持的稳定的互动关系的规模是人左右;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指出,如果以个人为中心,一个人的影响力最多能够泛起“三层涟漪”,分别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层之外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消失。米尔格拉姆将这个数据给浪漫化和具体化了,他认为,世界上不管距离多遥远的两个陌生人,只需要通过六个人的传递他们就能取得联系。通过社会学家们不限的努力,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出的理论,抽象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简化成为了简单明了的数据和指标。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似乎使得“交朋友”这件事情的本质变成了社会关系的分享和叠加,而“友情”也成为了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和参与的各种现存的组织结构的媒介。
还没有进入古巴之前,通过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我在国内认识了两个长期待在中国的古巴朋友,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朋友的社交分享,我逐渐打开了在大洋彼岸的社交圈子。他们一位是在中国留学的古巴留学生聪,他学习了中文八年,在中国完成了硕士学位,现正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另一位是已退休的编辑老伊,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24年。我从不同的途径认识地他们,但最后发现他们竟然是特别好的朋友。从初识,见面,到深入的了解,两个人都为我在古巴的生活和研究的课题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他们古巴朋友的联系方式,并打电话嘱托他们在我到古巴之后要尽己所能的帮助我,希望这些能使我的古巴之行顺畅无阻。当看到一个个标注着古巴地区的联系电话出现在我的通讯录中时,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远距离勾连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人性中善良和美好品质的共性以及社会关系分享与叠加的存在。
在我无以言表内心的感谢时,他们对我说让我不要对此感到有压力,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历使得他们知道,现在国内对于古巴认知非常的有限,甚至在很多游客写的游记中充满了对古巴的误解。两个人都表达了希望能通过我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古巴,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应该更好的了解彼此。两个人的真诚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这趟古巴之行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
“请为我带去我的思念并寄过来他们的笑脸”
跟老伊的相识来自朋友京的介绍,从刚认识的日子到我出发的那天,我们总共见过三次面。老伊年到达中国,曾在新华社担任外刊编辑一职。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Facebook上的写手,老伊无疑成为了中古文化交流的积极传播者。他热爱摄影,经常拿着相机在街上记录那些他觉得带着文化内涵的照片,然后将它们分享在他的Facebook上,同时他也为那些具有古巴时代背景的照片做注释写文章做介绍,他说这是让古巴的朋友了解中国以及让中国的朋友了解古巴的方式。老伊给了我有关于古巴的各种信息,从古巴当前国内因为特朗普的加紧封锁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状况到哈瓦那哪条街哪个地方值得一看,哪些人需要小心注意等问题事无巨细。在得知我的课题与研究计划之后,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认为我的这个课题非常值得一做,有关于“Sanfancon”的调查报告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在古巴发展,也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古巴人的精神世界。老伊的支持很快就落实到他的行动上,他开始动用他强大的社会关系帮我联系了接机,住宿以及调研中会对我有极大帮助的当地牧师和朋友。面对我无以言表的感激,老伊仅仅跟我说这是“为人民服务”,让我不必为此感到有压力。他说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我能够将一些东西带给他在古巴的朋友,并能跟他们合照,他很想念他们,这是他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一点点事情。他言语中透露出的真切情感让我很感动,我承诺一定会将所有礼物安全送达每一个人的手中。
老伊让我带去的礼物很简单:给Raquel怀孕的女儿的一盒西洋参口服液;给Mariem一个价值元人民币的二手华为手机以及给Odelyn的一盒德芙巧克力,一小套化妆刷一块电子手表和装电池的电动梳子。我困惑不解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但是看老伊郑重其事的样子,我知道这些礼物肯定有它的意义所在,所以并没有多问。
有关于礼物的疑惑在到达古巴之后送礼物的过程中慢慢解开。首先送达的是给Raquel女儿的西洋参口服液。在我刚出何塞马蒂机场门口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一张高高举着地写着“小TangBenita”的牌子,牌子下边是四处张望寻找我的Raquel和她的弟弟以及弟妹。听到他们因为和老伊信息交流错误,在30℃左右的机场已经等了我4个小时时,我对此感动和愧疚不已。坐上Raquel弟弟的老式“拉达”,手挂挡碰撞的声音和柴油机轰鸣的声音让我切实感受到古巴交通工具的历史感。我将带过来的西洋参口服液交给Raquel的时候,她对我连说了多次感谢。她给我解释到这个药是给她的女儿的,她的女儿曾经在北京上过四年的大学,会说一些中文,这个登机牌就是她做的。女儿怀孕5个月,现在在国内一个中古合作的企业上班,她的身体现在特别的虚弱。国内的医生建议她补充西洋参口服液以此来增加免疫力,然而古巴难以买到这种药,即使能找到价格也特别的贵,她女儿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多cuc(约合人民币元),在国内根本买不起这种药。当她们从老伊那听说我要来古巴并愿意为他们带来这种药时她们特别感激。看着那版仅仅价值58块的西洋参口服液,我突然感到很难受。这种难受一方面为我的行李重量有限没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药品感到遗憾,同时也有同情和震撼。
价值元人民币的二手华为手机
送出的第二份礼物是给Maria的手机。到达古巴后的第三天,Maria通过What’sup跟我取得了联系,说要上门拜访。我生怕会给房东一家带来不便,于是跟房东说我和Maria约在楼下见面就行,不会进来她们家里的。房东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要在楼下跟客人见面,这样子对客人是很不礼貌,我应该把她邀请到家里才行,她们很欢迎朋友的上门拜访。我多余的担心在得到房东的答复之后得以消除,我于是回复Maria约下午四点见面,并告知了她我现在的家庭住址以及门牌号。思维惯性再次告诉我,拉美人的时间观念通常具有滞后性,我可能会在四点半五点左右才能见到Maria。然而,这样的想法在下午三点五十五房子的门铃响起时被打破。满带笑容的Maria跟她的丈夫一起前来,一进门就跟房东一家和我进行了贴面礼。她们为我能把老伊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带到古巴来感到万分的高兴,房东的妹妹Magalin看到我带给Maria一个手机连夸我真是一个好的中国女孩。我很好奇一个价值元的二手手机为什么能作为“最好的礼物”,为什么能让Maria和Magalin这么高兴,他们表露出的极度开心让我有些不解。然而在这个充满着新的一套交往规则的地方多次碰壁之后,我只敢小心翼翼地试探交往,所以当着他们的面我并没有直接询问原因。
这个疑惑一直到在我办理当地的电话卡,逐渐深入了解古巴国内的基本状况时才得以解开。刚到古巴两天,每3兆6元的国际漫游使得我的手机迅速停机了,我跟房东一家表达了我上网需求的问题,问他们怎么才能买到国内来古巴旅游的游客提到的那种Wifi网卡。房东妹妹的女儿Mariem跟我解释到,在古巴有两种上网的方式,一种是像我说的那样购买Wifi卡,但这种卡极不方便,要到有Wifi的公园,酒店或者学校等地方才能上网,两个小时2CUC(约人民币15元),不限流量但限时间,但也不要以为那种Wifi会很快,一般也就是3G的速度,这是给那些短期在古巴待的人用的;另一种是古巴人才能用的卡(SIM),需要用当地人的身份证才能办理,办理一张当地卡需要40CUC,其中30CUC是为了买卡,10CUC存在卡里做话费,而这10CUC中又包含了7CUC买的兆流量和3CUC每分钟0.25CUC的话费。Mariem告诉我,在古巴,一个古巴人的身份证只能办理三张这样子的卡,她已经办理过一张了,但她表示如果我有需要的话,她愿意用她的身份证帮我开一张当地的卡,这会让我方便和便宜很多,我感动不已。办卡的地方离住的地方只隔了两条街,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熙熙攘攘的排了十个人左右的队伍。Mariem大声地叫唤了一下“Ultimo?”人群中最后一个人举起了手,Mariem叫着我站在了他们后边。Mariem告诉我,在中国你们肯定没有这样的“文化”,但在古巴这种“文化”是独特的,因为古巴处处都需要排队:无论是公交车站,银行,商店,药店,打印店…..只要有很多人排队的地方,你都需要大声叫一下“Ultimo?”确认了谁是最后一个人之后站在他们的后边;同样,当别人这样叫唤的时候,如果我是最后一个,我也需要举起手来示意我是最后一个。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十分有趣。Mariem告诉我,虽然在古巴处处都需要排队,但几乎没有人会插队,对于那些插队的人,他们会遭到白眼和唾弃,人们叫这样的人为“Descarosimberguenza”(无耻的无赖)。
古巴的充话费的话费卡,购买之后用硬币将背后的涂层刮开,会有16个数字,下载一个当地人使用交话费的软件UtilEs,输入数字之后就能充值。
排着长队等待公共汽车的车站
排着长队等待去吃只收CUP的冰淇淋店的Coppelia门口
营业厅里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为什么对于古巴人来说一个元的华为手机已经是一份“最好的礼物”。Mariem帮我办理电话卡的时候我四周转了一下,营业厅的各个地方都写着“ETECSA”这几个字母,这让我很奇怪。在营业厅的中间,两米左右长的玻璃框展示架里边空荡荡的只有一台华为荣耀6的手机,但是它的价格标到了CUC(约合人民币元)。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配置之后也让我觉得十分的奇怪,因为刚好四年前我给妈妈买了同样手机,但那时候国内才卖着不足元左右。我先问了Mariem“ETECSA”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这是古巴唯一一家的国营通信公司,所有关于手机方面的事情都归这家公司管。我再问了关于那个华为手机的事,Mariem告诉我,这个很正常,因为古巴没有自己制造手机的公司,所有的手机都是从外国购进来的,新的手机在这边卖得都贵,而且这个手机一般都不会有人买的。我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在古巴除了那些有自己私营小生意的人,其余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人一个月的工资都不高。前不久,古巴政府调整了工资政策,最低工资17美元,平均工资44美元。在古巴,除了特别有钱的人,一般能买手机的人买的也都是二手手机。这个信息再次让我感到惊讶,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个二手手机对于Maria来说已经算是“最好的礼物”了。
Odelyn的一盒德芙巧克力,一小套化妆刷一块电子手表和装电池的电动梳子
第三个礼物是送给一个二十岁的女孩Odelyn。女孩性感热情,当我把巧克力给她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就拆开了。她跟我说,巧克力是她最爱的东西,胜过一切,这也是所有古巴人最爱吃的东西。这个信息也在我将巧克力送给房东一家以及外导和另一个朋友的过程中得以确认。Odelyn告诉我,巧克力在古巴算是稀缺之物,特别是“德芙”巧克力。在古巴,他们只有“雀巢”(Nestle)这个厂家卖着一种叫做“bombones”的巧克力,但是这种巧克力特别的贵,一小盒子只有7小块就要卖7cuc。我把巧克力送给房东一家那天,Mariem也告诉我,我给她送巧克力的那天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外导也说,她要专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段时间来细细品尝这块难得的巧克力。看到她们因为一块德芙巧克力就那么开心时,我又开始后悔自己的行李箱为什么这么小了。
送礼物的过程使我在脑海中逐渐勾勒出一部分古巴模糊的轮廓,也使得我更加了解古巴人的生活情况。按照老伊的要求给他发过去了我跟他每一个朋友的合照,收到照片的老伊言语之中透露出的激动让我感到十分的开心。十二个时差的地区在地图上不过咫尺的距离,但却是很多人一辈子无法到达的彼岸,跨越大洋的礼物价格不昂贵但却情意十足。我为自己能圆满完成了这趟跨国的使命而感到喜悦。
在大洋那边想念沙滩的古巴人和大洋这边唱起“荣耀”的古巴人
跟聪的联系来源于老师的介绍。约定见面的时间因为聪繁忙的日程安排一拖再拖,直到出发前的一天我们终于见上面。匆匆一面中我们俩却相谈甚欢,性格中很多的共同点让我们迅速成为了要好的朋友。5个小时的交谈中聪以不同于老伊的方式给我介绍了他眼中的古巴,“那是一片完全不同于北京的城市,无论是外在的城市建筑,人口构成,内隐的文化成分,人们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与我的课题相关的宗教文化都是各式各样的。交织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哈瓦那的一切都充满了各色形态,它像万花筒,也像调色板。”“你一定要经常出门,即使你可能会被骗钱会被抢,但那又怎样,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会发生,不要把它想象得那么可怕,那也是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我想念古巴日落坠入海面的场景,北京的楼太多太高,每次我想看日落的时候只能坐车到香山,但是在古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古巴的海面和落日会让你觉得自由和快乐”……除了那些充满画面感的描述,聪还给我分享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反面案例。他说在他研究生期间,有一个同学曾经到过古巴留学三年,但在那三年的时间里那个女孩除了上课之外几乎没有出过门。怕被晒和被骗的想法使她整天待在房间里,没有去过哈瓦那美丽的沙滩,触碰过蔚蓝清凉的海水,甚至连基本的西班牙语也说得磕磕绊绊。“你一定不要那样,那样子的生活状态古巴人是不喜欢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聪的话让我深受触动,在为我消除了很多顾虑的同时也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聪给我分享他最好的朋友林的联系方式,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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