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的橙色旗尼德兰独立战争上

一低地地区联合的缘起

我们称之为“低地”的地区原本只是一些商业联系大于政治联系的邦国。将这些地区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兰西的勃艮第家族。这个家族本是法兰西王室瓦卢瓦家族（HouseofValois）的支系。勃艮第公国［以第戎（Dijon）为首府是法兰西国王的封地。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JeanⅡ）在年将公国分封给儿子大胆者腓力（PhiliptheBold），作为其收入来源腓力（大胆者）与佛兰德-阿图瓦（Artois）伯爵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从而将这些北部富裕的伯国收入囊中。这场联姻还意味着腓力（大胆者）获得了勃艮第公国东边的勃艮第自由伯国，即弗朗什-孔泰（Franché-Comté），巩固了他在南方的地位。他们的孙子善良的腓力（PhiliptheGood）于年上台，成功地将领土向北扩张，先获得了那慕尔（Namur），然后是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奥弗马斯（Limburg-Overmaas），接着是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最后是卢森堡。而在无法通过继承获得领地的主教辖区中，他则让自己的私生子当选为主教。现在，这些广阔的领地尚无统一的称呼。腓力（善良的）因此只能被称为勃艮第和布拉班特公爵，以及佛兰德、阿图瓦、埃诺（Hainaut）、荷兰、泽兰、那慕尔伯爵等。“海边的低地国家”这一名称仅在地理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也不适用于腓力（善良的）原本的领地勃艮第。最后，因为公爵本人通常长居佛兰德或布拉班特，出于他自己的角度，这些地区被称为“近处之地”（lespaysdepardeca）。相对地，勃艮第则被称为“远方之地”（lespaysdepardelaà）。“地”（pays）既可以指布拉班特、海尔德（Gelre）这样的公国，佛兰德、荷兰这样的伯国，也可以指梅赫伦（Mechelen）、弗里斯兰这样的领地。这些大相径庭的领地没有通用语：南部的人讲法语，而北部的人讲佛拉芒语或荷兰语。直到“好人”腓力时期，他已经统御了一个不逊色于法王和帝国皇帝的强大国家，唯一欠缺的便是一个统一的名号。

公爵依赖贵族为军队提供将领与骑士，而富裕的市民通过工商业积累了财富，他们可以把钱借给公爵来支持战争和奢华的宫廷生活。如果需要钱，公爵可以向议会提出要求，这叫“财政帮助”。议会中有公爵下属三个等级的代表，通常每片领地的议会应公爵的邀请召开。在特殊情况下，公爵可将各省议会召集到一起，召开三级会议。第一次三级会议于年在布鲁日举行，当时最富裕的省是佛兰德、布拉班特、荷兰和泽兰。在过去，这几个省经常发生冲突，现在在勃艮第家族的统治下，他们由同一位君主统治，避免了彼此之间的许多摩擦。这四个富裕省的代表定期开会，讨论贸易争端、水陆交通以及通行费和货币问题。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保证了货币的坚挺，商人们可以从中大大获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得到了保护。比如在与丹麦国王以及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的纠纷中，公爵就为他们提供了支持。这几个低地国家核心区的省份一起构成了勃艮第公国的经济中心并为公国提供了近80%的税收。相较而言，北部东部和南部的省在经济和政治上则不那么重要。

勃艮第公国的扩张

在“好人”腓力的统治下，低地国家通过与公爵的合作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团结感，但这种感觉仍是模糊的、无形的，还不能被称为民族意识。这种团结感最初萌生于公爵王朝周边，在与公爵的宫廷保持常规联系的官僚机构和教会的上层尤为普遍。腓力通过尽可能尊重各省的特权，与各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只以非常缓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统一，比如在各省分别引入一般性规则。为了维持贵族和市民的忠诚，他在调整有影响力的职位时非常谨慎。在继位仪式上，公爵还不得不庄严宣誓会尊重其臣民的权利。对公爵的权利限制最大的文件名为《欢乐入境》（BlijdeInkomst，即JoyousEntry）。正是手按这份文件，腓力于布拉班特发下了就职时的誓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比利时和荷兰王国的君主一直都是宣誓就职而不是加冕。现在，他们手按宪法宣誓，就像布拉班特公爵手按《欢乐入境》宣誓一样。）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低地人正是靠这份文件否决了腓力二世的统治权柄。

从年到年，腓力（善良的）之子、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theBold）在执政期间，无休无止地发动战争以扩大自己的领地。他还雄心勃勃地想将所有这些土地合并为一个王国并成为这个王国的国王。理论上只有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册封国王的权力。查理只有一个孩子，也就是玛丽（即后来的勃艮第女公爵）。查理请求皇帝哈布斯堡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Ⅲ），希望他允许勃艮第的玛丽与腓特烈三世之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后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联姻，想借此将勃艮第的领地升级为王国。然而就在谈判进行到最终阶段、联姻获得同意之时，皇帝骤然离世，公爵的王国之梦化为泡影。

（野心勃勃的大胆查理，最终在同瑞士人的战争中被杀死）

年，大胆查理战死疆场。此时他的女儿年仅17岁，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这种情况下，议会在维护尼德兰国家结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毕竟在分担政府责任方面议会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这些经验促使议会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第一，他们决心将各地联合起来。这是必要的，因为法兰西国王正试图将勃艮第公国重新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下。他还趁着尼德兰没有男性统治者的机会，入侵了尼德兰。第二，三级会议增强了自身对政府的影响。他们不仅迫使年轻的女公爵接受《欢乐入境》，还让她批准了所谓的《大特权》（Groot-Privileges，GreatPrivileges），使她的权力较之其父和祖父进一步受限。例如，议会现在可以自行召开，而无须等待统治者出面召集。之后，玛丽的强大继任者们废止了《大特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众多公国和伯国组成的勃艮第联合体（BurgundianCircle）之所以能在年的冲击中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议会的应对。也正因如此，“近处之地”之间的联系仍然紧密。但勃艮第公国则自此归属于法兰西。

（玛丽继位时的勃艮第公国）

年，勃艮第的玛丽意外坠马而亡，低地的议会成功地将马克西米利安对其幼子美男子腓力（PhiliptheFair，—的摄政权降到最低。年，他们宣布腓力（美男子）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能够以“自然王子”的身份接管尼德兰政府。当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受到了许多当地顾问大臣的密切监督。马克西米利安能做的只是为腓力（美男子）娶一位国王的女儿为妻。因此，腓力（美男子）于年迎娶了胡安娜（Joanna）胡安娜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Ⅱ）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的女儿。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是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王国。这场婚姻促使新娘和新郎的领地合并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因为胡安娜的继承顺位在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之后，但是，无巧不成书，这两位均英年早逝。自从“美男子”腓力和“疯女”胡安娜（后来患上了精神疾病）有望登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腓力（美男子）的“尼德兰政策”就差不多结束了。或许是年腓力（美男子）的早逝缓和了他与尼德兰臣民之间的冲突，可能还缓和了他与西班牙王国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他偏爱低地国家的贵族，激起了西班牙王国的愤怒。

历史重演，“自然王子”还太年幼，无法执政：腓力的长子查理于年2月24日出生在根特。与他父亲生前的情况一样，议会决定在查理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宣布其足以亲政——年，查理接受了尼德兰统治者的角色。年，查理的外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去世后，查理又继承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王位。哈布斯堡的黄金——借自德意志银行世家富格尔（Fugger）家族——又帮助查理在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五世。现在，欧洲的一半要么是他的领地，要么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包括近一半意大利在内的西班牙王国、富有的低地国家以及奥地利和周边地区。哥伦布的发现之旅使南美洲和中美洲被西班牙王室（即卡斯蒂利亚）收入囊中，从而使其能够从秘鲁和墨西哥开采金银矿。这样一个由许多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国家，其制度被称为复合君主制。查理五世的盾形纹章其实只能代表他的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部分：尼德兰的领地中，盾形纹章仅仅凸显了象征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狮子。

（查理五世的世界帝国）

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战火不断。首先，与法兰西的对抗始终未曾减弱。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在意大利北部公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对于查理五世来说，收复勃艮第公国关乎荣誉，无论这个野心有多不切实际。这些战争耗费了巨额资金，而所有这些钱都必须从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尼德兰及其他地区的臣民那里征收。其次另一个宿敌，奥斯曼帝国也同样强大，查理五世不得不时不时地与之进行战斗。基督徒认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教徒对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感觉。对查理五世这个天主教徒来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圣战。

但威胁绝不仅仅是帝国外部的敌人。对天主教会的失望使得路德宗，再洗礼派等皇帝眼中的“异端”信仰愈发流行。在北德意志新教领主的支持下，改革浪潮愈发激烈，而查理皇帝也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尽管许多下属机构都阳奉阴违。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进行的宗教迫害中，人们常常怀念查理皇帝的时代。但实际上，皇帝一再加紧迫害异端的步伐，并随着年《血腥法令》（BloodPlacards）的颁布达到最高点。

除外交和宗教事务政策外，皇帝查理五世还制定了低地国家的国内政策。他试图按照勃艮第公爵的传统扩大该地区的领地。他已经拥有了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这使他在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接管了乌得勒支主教的世俗权力。至此，他将乌得勒支、上艾瑟尔（Overijssel）和德伦特（Drenthe）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帝国。年，教皇甚至允许他先自行选择主教，然后再由罗马教廷批准。之后，到年，查理五世才成功将海尔德并入他在尼德兰的领地。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尔德的公爵们一直是麻烦的邻居。作为法兰西国王的盟友，他们争夺勃艮第公爵们的土地，发起了一系列突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波及范围远及海牙。当查理五世在年终于让海尔德公爵臣服之时，周边的荷兰、泽兰、布拉班特、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省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乌得勒支的一位公民显然对查理五世充满好感，以至于他将皇帝的雕像安装在他房屋的外墙上。现在，须得海（Zuiderzee）从海战区变成了一片宁静的内海，这对贸易和航运的开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可以说，查理五世在低地国家的势力范围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缘整体。查理五世的扩张当然是出于扩大自身权势的需求，但却无意中为后面的大起义埋下了伏笔。

为了对抗法兰西，皇帝并没有过多削弱尼德兰本地的力量，他组建了三个委员会，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附属委员会（CollateralCouncils）。首先是国务委员会（CouncilofState），此委员会提供政策咨询，由最显赫的贵族和必不可少的法学家组成。其次是枢密院（PrivyCouncil），此委员会负责一般立法和法理学。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家（上过大学的法学家）才有资格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最后是财政委员会（CouncilofFinance），此委员会同样只由具有必要经验的专业公务员组成。后来，腓力二世从父亲那里全盘继承了整个附属委员会体系。他还将新征服的领地与原有的低地领土整合到一起，并冠以“勃艮第联合体”的名义。

二腓力二世治下的暗流涌动

自年以来，帝国一直被划分为数个行政“联合体”，旨在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国家结构的逐步弱化。但同时，因为查理五世让各“联合体”脱离帝国所以它们拥有了更强的独立性，这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帝国给予尼德兰故有的自由和特权，并且不再干预勃艮第联合体的内政。此外，帝国律法不再适用。换而言之，尼德兰越来愈像独立服从皇帝的附庸而非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后来的八十年战争中，诸侯们对提供帮助并不上心。

帝国中取得这场外交胜利后，查理五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下一步上。年，他让低地国家的所有省份都同意所谓的《国事诏书》（PragmaticSanction），让他们承诺，在查理五世死后接受其子腓力为统治者。这是把还在西班牙的腓力介绍给他未来将要继承的领地的一个绝佳机会。来到尼德兰时，腓力才22岁，但他绝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于年出生在瓦尔拉多利德（Valladolid），是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的独子，只有两个姐妹：玛丽亚和胡安娜。父亲的长期缺席部分导致了腓力与母亲伊莎贝拉的亲密。伊莎贝拉在西班牙王国担任查理五世的摄政王，后来在腓力11岁时去世，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之后，当查理五世不在的时候，年仅16岁的腓力就代替父亲管理西班牙王国。当然，因为父亲查理五世时常写信给他提供指导，他本人还是很好地履行了摄政王的职责。腓力在与西班牙议会（Cortes）进行磋商时态度强硬，并严格控制那些想要结成裙带关系的贵族家庭。经历过以上种种，腓力在抵达尼德兰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生活经验。

年10月25日，皇帝查理五世将尼德兰政府移交给儿子腓力。虽然要举行权力移交仪式，但布鲁塞尔库登贝格（Coudenberg）山上宫殿的大厅却并未张灯结彩。墙壁上仍然悬挂着黑色的窗帘悼念着皇帝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母亲胡安娜。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因为没钱进行更合适的装饰，窗帘原封不动，加强了这个场景的庄严肃穆。尽管从表面上看，查理五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主，但这一天看起来就像是他要因为自己的政策破产一样。连年征战已经耗尽了他的金库。在他55岁那年，政府的压力频繁的海外活动和持续的战争终于击垮了查理五世。不仅如此，几年后，他还罹患痛风。而他的儿子腓力将会把哈布斯堡帝国带入更深的混乱中。

腓力二世在执政初期，乃至整个统治时期，都尽可能地遵循父亲制定的政策方针。但也正是他的父亲留给他一个最大的难题：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这对腓力二世的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实际上，在查理五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国家就应该宣告破产，但碍于皇帝的荣誉，未能实行。

鉴于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糟糕的财政状况，尼德兰发生起义和起义成功的基础已然具备——尼德兰诸省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当成了西班牙利益的牺牲品。然而，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国也苦苦抱怨，认为他们被迫一直向尼德兰这个无底洞扔钱。议会也明白诸侯们都是贪得无厌的纨绔子弟，对从哪儿筹措资金和如何筹措等问题一无所知。腓力二世曾经这样写信给一位顾问大臣：

“你知道我对财政事务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连报告的好坏都不能区分。我才不会费力去理解我这辈子都不曾理解，也不会理解的东西。”

更为关键的是，腓力二世在外交和宗教上取得了成功：他在他妻子玛丽女王的国家英格兰恢复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并借助与英国的联盟取得了对法战争的大胜，确认了西班牙在西欧拥有的霸权地位。这样的一位皇帝，注定了他不可能对尼德兰人轻易妥协。

为了巩固对西班牙的统治（由于财政问题，西班牙已经处于混乱边缘），腓力皇帝在与法国签订了合约之后便离开了尼德兰。留下的委员会以尼德兰本地人为主，而总督则是皇帝同父异母的姐姐，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英格兰和法兰西也随之撤回了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因为他们知道，低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已经来到了西班牙。而民众的不满则来自更直接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需要为驻扎尼德兰的名士兵，另一方面则是皇帝坚持实行的宗教迫害政策。

最新的统计出自阿拉斯泰尔·杜克，他根据审判报告和其他官方资料得出，在年之前各地受害者人数如下：阿拉斯约9，布拉班特，佛兰德，法属佛兰德约60，弗里斯兰，海尔德16，格罗宁根1，埃诺44，荷兰，林堡-奥弗马斯6，卢森堡0，梅赫伦11，那慕尔12，上艾瑟尔35，图尔奈和图尔尼斯53，乌得勒支31，泽兰23，马斯特里赫特［与列日（Liège）主教共治］21。在列日和康布雷（Cambrai）的独立主教区中，分别有26名和6名受害者。总共有大约名受害者的记录。与欧洲其他地区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人数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要知道，即使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中，也只宣判了大约个判决。但是，这与围绕宗教迫害的宣传战中提到的成千上万还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奥伦治亲王在年的《辩白书》中说有名受害者。而站在八十年战争的立场上，法学家胡戈·格劳秀斯（HugoGrotius）甚至说有名受害者。

受迫害者因为对信仰的坚定和虔诚而遭受命运的折磨，这使他们得到了许多尊重和同情。尽管低地国家受迫害的新教徒人数很少，但他们的痛苦仍在天主教徒为主的其余人群中引起了同情。无论如何，要区分16世纪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上半叶。莱顿历史学家J.J.沃尔特耶（J.J.Woltjer）在他的《改革中的弗里斯兰》（FrieslandinHervormingstijd）一书中，成功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会做了有效的区分。他将天主教徒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信徒他们接受教会告诉他们的一切；另一种则是新教化的天主教徒，他们支持新教徒提出的改革主张。因此，从传统的天主教徒，到新教化的天主教徒，再到新教徒，三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有在特定宗教仪式时，双方的分歧才会暴露出来。

《宗教裁判所的桅杆》（TheMastoftheInquisition），匿名，年4至6月。左边的乞丐试图把桅杆拉过来，而右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则试图使桅杆保持直立。上面的文字是荷兰语和法语，是当地通行的两种语言。格兰维尔把这幅画的一份摹本寄给了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该摹本至今仍然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国家档案馆。这件摹本藏于莱顿大学图书馆

在那个年代，贵族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奥伦治亲王威廉、埃格蒙特伯爵拉莫勒尔、霍恩伯爵（CountofHorn）菲利普·德·蒙特莫伦西（PhilipdeMontmorency）及其支持者们觉得国王、总督及其顾问忽视了自己，认为他们被系统地、永久地排除在政府事务之外了。国务委员会在荷兰、佛兰德和其他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作为执政的职责。他们不满之处在于，哪怕是他们不支持的措施，他们也要在形式上承担部分责任，而实际上，对于这些措施他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选择对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害怕自己参与决策的传统权利——尼德兰人民通过议会影响政府的可能性——会被终结。对异端的严酷迫害是国王个人政策的重点之一，他绝不会轻言放弃。就连国王的忠实追随者维格留斯和格兰维尔也曾呼吁国王宽大处理，并请他允许尼德兰的新教徒像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一样生活：只要他们表现得当并做出了财政贡献，就让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但是国王充耳不闻，死守着他严格的原则。

年12月31日，奥伦治亲王威廉在国务委员会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在这件事上的原则，他说：“虽然我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我不赞成王侯们去控制他们臣民的良心。”尼德兰高级贵族格兰维尔对亲王的天主教信仰持肯定态度，声称他知道亲王威廉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没做过任何可能损害信仰的事情。如此直言不讳地呼吁宗教自由的行为以前从未出现过，要知道，哪怕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居民也需要和领主保持同样的信仰。亲王的提议基本上允许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教的共存。这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可操作的、超越宗教的观点：如果罗马天主教徒、门诺派教徒、路德宗教徒和加尔文宗教徒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更不用说其他许多较小的团体），迫害他们乃至将他们处以死刑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在宗教和政治的利益驱使下，尼德兰的许多贵族团结起来，向马德里提出或温和或严苛的抗议。

贵族联盟的象征。速写出自戈德瓦特·范·海赫特（GodevaertvanHaecht）的《编年史（Chronicles，—年）

而诸如年的饥荒这类事件则让那些流离失所的穷人们对天主教会掌握的财富更加不满。维格留斯写信给西班牙的一位朋友说，由于奥德纳尔德（Oudenaarde周围贸易和商业的停滞，多人失业了。他们通常受雇于商人但现在没有工作机会，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维生之计。在苦难最为严重的地方，天主教会的财富引人嫉妒，而加尔文主义得到了最热烈的支持。从年8月开始，佛兰德西南部的斯腾福德爆发了圣像破坏运动。实际上，不能把这场低地国家的圣像破坏运动（beeldenstorm）看作单一的一致行动。在一些地方，破坏是由长时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失业者和饥饿者组成的愤怒群体造成的；而在另一些地方，破坏是由致力于“清洗”教堂的群体进行的，更有纪律和效率。因此，运动的情况因村而异，因市而异。作为统治中心，布鲁塞尔没有受到影响。在许多城镇，局势取决于民兵。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公民团体，他们的任务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城镇遭受军事袭击时，他们必须随时待命。如果民兵不支持破坏教堂，就像在鲁汶、里尔（Lille）、布鲁日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那么破坏运动就不会发生。而安特卫普（8月20日）、根特（22日）和瓦朗谢讷（24日）却饱受破坏运动之苦。在根特，这是食物短缺造成的直接后果。丰收之后，人们预计粮食价格会迅速下跌，但实际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样。8月21日，粮食暴动爆发，穷人自行定价。第二天，人们已经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他们把怒火指向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部分贵族并不愿意让情况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但更多则是冷眼旁观，等待着哈布斯堡巨兽的反应。

三西班牙的镇压与阿尔瓦公爵的行动

阿尔瓦公爵是西班牙宫廷中鹰派的一员，他甚至在所谓的圣像破坏运动之前就主张强硬路线。公爵认为控制低地国家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在他看来，当贵族们反对国王的时候，让几颗人头落地是为王室立威的最佳方式。公爵的强硬以及政敌的推波助澜为他赢得了统帅的位置。现在，经验丰富和值得信赖使他成为重建尼德兰秩序的不二人选。但他的竞争对手却在他离开宫廷之前就开始试图削弱他。

阿尔瓦公爵的军队来自意大利，在漫长的行军之后，他来到了低地，并很快取代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成为了低地的总督。公爵在到达尼德兰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表现出了仁慈和谦恭的态度，但这只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抓住反对派的成员。他的计划有一小部分成功了——多名贵族在尼德兰或西班牙被捕。当然，也有许多反对派逃往海外，不仅是贵族，还有大量信奉新教的平民。他们在德意志或英格兰定居，并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与文化繁荣。

阿尔瓦公爵

除了这些想在海外侨居地继续实践宗教信仰、从事专业工作的守法公民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佛兰德的森林或公海寻求避难：他们就是“森林乞丐”（bosgeuzen）和“海上乞丐”（watergeuzen）。他们被迫以非法手段谋生。森林乞丐通常是政府的猎物，政府的势力在陆地上很强大，这致使他们在年之后几乎不成气候。而海上乞丐则标志着一个根本性变革的开始。历史上他们被视为一群粗鲁的人，事实上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贵族到乞丐。作为海盗，他们靠截获船只生存，包括他们本国人的船。而一旦落入保皇党手中，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要么是被绞死在绞刑架或桅杆上，要么是被运往布鲁塞尔进行审讯和处决。

公爵抵达布鲁塞尔一周后，立即成立了暴动事件委员会。随后的逮捕和审判实际上都是政治性的。他指控那些前一年参与动乱的人犯有叛国罪，借此证明成立该委员会的合法性，说明它不涉及特权问题。表面上，这个由低地国家里忠于国王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受阿尔瓦公爵控制，实际上，它的权力掌握在两名西班牙顾问大臣的手中。两名顾问大臣中的一个叫路易斯·德尔·里奥（LuidelRío），他的母亲是佛兰德人，他完全听命于另一位顾问大臣胡安·德·瓦尔加斯（JuandeVargas），对其言听计从。瓦尔加斯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恶棍，他在西班牙时被指控虐待继女，来低地国家就是为了逃避西班牙的审判。瓦尔加斯处决了人，下达了项没收财产的裁决。死刑判决的数目其实更多，但许多被告人早已离开尼德兰，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刑的。所有逃亡者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些规则在审判期间得到严格执行，但大量罚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新的制度需要资金支持。事实上，在阿尔瓦公爵离开后，再没有人被判死刑，这足以证明此前的判断和决定存在偏见。很快，普罗大众就把法院称为“血腥委员会”（BloodCouncil）。在公爵在任期间，他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看作与异端战斗的神圣战士。

阿尔瓦公爵的雕像，其委托设计师用在耶姆古姆缴获的青铜大炮制成。关于这座雕像的意见仍有分歧。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体现了阿尔瓦公爵的骄傲和自负。还有人说，公爵想把责任从国王身上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们把他伸出的手臂看作是友谊的表示。后来，阿尔瓦公爵的继任者把雕像移走了

反对派一直在策划着行动。逃往拿骚领地的奥伦治亲王一方面与海上乞丐保持联系，授予他们私掠许可证以攻击敌人，另一方面则联合加尔文宗长老法庭，为自己的倡议争取财政支持。他用拿骚家族的资金招募了一支军队，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派他的两个弟弟路易和阿道夫率兵进军低地国家北部。而他自己则率领一支庞大的部队进入尼德兰中部，袭击布鲁塞尔的统治中心试图诱使阿尔瓦公爵展开野战。为了回应公爵对其“叛军”的指控，亲王声称他不是在与合法当局交火，他的敌人是那些给国王提供了糟糕建议、违反了国家法律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和国王腓力二世作战，而是在和阿尔瓦公爵作战。他把“为国王、法律和人民”（Prorege，legeetgrege）作为座右铭年4月，他用多种语言发表了一篇《辩白书》（Justification）解释了他过去和现在各种行为的原因。这是一场16世纪舆论战的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许多牧师和笔杆子为奥伦治亲王威廉出谋划策。他这场纸面上的战斗是为了向低地国家的人民以及外国统治者证明，他现在在战场上进行的战斗是正当的。

奥伦治亲王威廉的两个弟弟，路易）和阿道夫进攻了格罗宁根，目的是转移人们的视线，掩护对布拉班特的主要攻击。起初，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年5月23日，路易在海利赫莱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可惜阿道夫（也在阵亡者之列。奥伦治亲王威廉下令弟弟路易打出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旗帜来领导他的军队。这场战役在之后被视为八十年战争的开端。年签署的《明斯特和约》标志着这场冲突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结束，因为冲突持续了80年，所以它在历史上被称为“八十年战争”。

公爵将抓住的尼德兰贵族斩首——这一决定让有的当事人都难以置信——随后便率军北上，在耶姆古姆战役中击溃了拿骚的路易。年的夏天，奥伦治亲王威廉非常有效地调动了三万大军。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耗资甚巨，而他的财政收入却非常有限。虽然他在查理五世对法战争期间领导过两次战役，积累了带兵的经验，但与埃格蒙特伯爵（他在不久前被阿尔瓦公爵处死）在圣康坦和格拉沃利讷那两次大败法兰西人的战绩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此外，奥伦治亲王威廉面对的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将军之一——曾经平定了意大利起义并击败了皇帝的新教敌人的阿尔瓦公爵。然而，阿尔瓦公爵在此前与奥伦治亲王威廉的战役中始终未直接与亲王交战，因为后者通过有效的组织没有给他机会。现在，阿尔瓦公爵避开了一场战斗，寄希望于奥伦治亲王威廉的军费撑不过几个星期。后来，他为此受到了官员们的批评。阿尔瓦公爵追踪来袭的部队，惊讶地发现亲王在队伍的前方，成功地带领军队越过了马斯河（默兹河）。在斯托库姆（Stokkum）村附近水位较低、可涉水而过的河段，奥伦治亲王威廉用一根长绳把骑兵连在一起，挡住了水流。在这座由马匹和士兵组成的活生生的水坝后面，军队带着装备过了河。亲王随后穿过列日的中立领土。但当他到达布拉班特时，没有一个城镇愿意为他打开大门。因为他们知道，阿尔瓦公爵有最强的军队、最深的资历和最高的地位。于是亲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围攻了列日。围攻失败了。12月，奥伦治亲王威廉试图带军穿过那慕尔和埃诺，失败后便在法兰西解散了军队。有的旁观者认为奥伦治的反抗要结束了，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奥伦治亲王和法兰西的胡格诺派贵族达成了协议，并时刻准备东山再起。而阿尔瓦公爵推行的什一税却让他越来越不得民心。

尼德兰起义，或者说八十年战争，也是一场由印刷文本和小册子引发的宣传战。画面中间是奥伦治亲王威廉。右边是他的盾形纹章和一只羊羔；左边是阿尔瓦公爵的盾形纹章和一匹狼。正上方的盾牌上画有十枚便士，第十枚便士上有一个十字架。作品的意义非常明确

年，奥伦治亲王威廉想要冒险再次进攻，跟年的时候相比，这次有更多人无法继续忍受阿尔瓦公爵的统治。此外，在这几年里，他加强了与法兰西新教胡格诺派的联系。也就是说，他现在可以指望孔戴和科利尼的支持。同时，支持亲王的“海上乞丐”们也在海上发起了袭击和劫掠。这些乞丐是来自各个省份的渔民，市民，商人和贵族。他们击败了荷兰的舰队（荷兰当时和西班牙联系密切）并成功完成数次袭击。海上的攻击直击阿尔瓦公爵的弱点，因为他缺乏海军力量。亲王以奥伦治亲王国君主的名义给了海上乞丐“宣战权”。他还给了他们自己的三色旗作为区别标志，橙色、白色和蓝色出自他亲王国的盾形纹章（在金色的底子上有一个这种配色的猎号）。正如在前一年出其不意地占领蒙尼肯丹一样，乞丐们现在有能力占领另一个城镇，比如布里尔，或者恩克赫伊曾（Enkhuizen）。年4月1日，乞丐们占领了鹿特丹以西20多千米的布利尔港。4月6日，乞丐们还占领了泽兰省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的另一个重要港口费勒（Veere）。巧的是，这个港口存着勃艮第-哈布斯堡舰队的军火。乞丐们现在获得了充足的船只、武器和弹药补给。

到现在为止，乞丐们都是武力占领城镇的，但就在几天后，弗卢辛的居民主动将乞丐迎进了城。虽然阿尔瓦公爵对此表现得不甚在意。但这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转折点：奥伦治亲王以及他麾下军队已经开始得到低地人民的认可。西班牙人想要收复城镇，却被镇民以放水阻止。而那些原本忠于西班牙的城市，诸如鹿特丹，却因为西班牙军队的烧杀抢掠而离心离德。虽然乞丐们的进攻也受挫，但战争已经开始朝西班牙人未曾预料的方向发展。

政府军将乞丐们赶出代尔夫沙文。在左上方的狭窄街道上，政府军挥舞着带有圣安德鲁十字的旗帜。右边的广场上，乞丐们拿着红白蓝三色旗

年6月之后，亲王的支持者已经成功地占领了荷兰和泽兰的大部分城镇。在荷兰的北部和南部，城镇接纳了海上乞丐，让他们能够再次进入大海，自由地贸易和捕鱼。只有米德尔堡（Middelburg）、阿姆斯特丹和胡斯（Goes）还站在布鲁塞尔政府的阵营。

年7月，荷兰最古老的城镇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主动召集荷兰省议会。严格地说，它无权这样做，因为只有国王或国王的代表，也就是执政，才能召集议会。这正是多德雷赫特这一行为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原因——尽管年在布拉班特的倡议下召开的三级会议可以被视为一个先例。在议会的会议上，马尼克斯担任奥伦治亲王的代表。议会做出了令人难忘的决定，即承认亲王是国王的执政，假定亲王在年获得的旧任命仍然有效。像奥伦治亲王一样，议会声称自己作战的对象不是国王而是国王那些罪恶的代表。亲王亲自确认了这一解释，声称他从未与国王决裂，只是根据《欢乐入境》第58条，因不满而停止了与政府的合作而已。现在他复职了。而这次，议会也对他表示了支持。直到八月，亲王已经在鲁汶取得了胜利。布拉班特基本被奥伦治亲王控制，但他却没有高兴的机会，因为法兰西发生了著名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国王下令杀害了参加王室婚礼的胡格诺派教徒），而他的盟友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deColigny）也被天主教徒杀死。他不可能再指望法兰西新教徒的支持了。奥伦治亲王只能亲自带兵去解蒙斯之围，但在白天的进攻受挫后，亲王的军队被发起夜袭的西班牙人击溃。没有法兰西的帮助，兄弟俩只好放弃战斗。拿骚的路易设法与阿尔瓦公爵协商，希望可以体面地撤退，阿尔瓦公爵同意了。奥伦治亲王从梅赫伦和鲁尔蒙德撤退，继续前往坎彭（Kampen）。在那里他穿过须得海，来到了恩克赫伊曾市。用亲王自己的话说，这样他就可以在荷兰“找一块葬身之地”。

该时期的西班牙军队，以优秀的纪律和战术冠绝欧洲

年10月7日，基督教联军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国王终于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对付低地的叛乱。阿尔瓦公爵决定采用“杀鸡儆猴”的方法，把梅赫伦作为威慑整个布拉班特的例子。他组织了一次惩罚性远征，将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儿子法德里克·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adriqueálvarezdeToledo，下文简称法德里克）。这支皇家军队被授权自由地抢劫、掠夺，也可以强迫镇上的人出钱以换取安宁。士兵们横行无忌，造成了众多灾难。这种报复行为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以至于阿尔瓦公爵现在不得不发表一份书面声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对公爵来说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布拉班特的其他城镇和鲁尔蒙德一样，立即主动向西班牙军队敞开大门。在海尔德兰，则是聚特芬成了目标，数以千计的镇民被屠杀，直接断绝了所有的抵抗思想：整个公国承诺立即服从阿尔瓦公爵。但这种粗暴的手段并不是无往不利：在哈勒姆，驻军凭借亲王的援助抵抗了西班牙人长达七个月之久。最终哈勒姆镇签订了有条件的停战协议，数百名驻军被处死，但西班牙人付出了约名士兵的代价，以至于哈勒姆被称为“西班牙人的墓地”。

这张罕见的德意志的哈勒姆地图，显示了围城期间国外是如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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