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幽默是成年心境里莫言的爱

一个叫“我”的孩子

何向阳

文

20世纪末最后一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年7月至年8月间，我出差三次过胶东半岛。高密一站是我乘坐的次列车从起点到终点的第25站，这一站停站时间长达23分钟，我没记错的话，是上午9:58至10:21分，公里的来回，减去一次公路归途，五次加下来，在高密这个地点迄今我呆过分钟。

而在远处目力不及的麦田边，在农人经过的太平常不过而熟视无睹的某一个有着石贡桌的翰林墓的松树下，是否还藏着像阿义一样的孩子？这个身体受伤致残的孩子的体内是否还完整地藏着另一个疼与恨都未能最终夺去他心底爱与善的那个更小更娇嫩也更强大的孩子？

阿义。他昏过去，也许是死掉了。如果不是，待他长大后，他体内的那个孩子的命运又会是怎样一种境遇呢？在等着他？”

仍然记得写时的心疼。

阿义是《拇指铐》中的主人公。

记得他在咬掉了自己拇指挣脱冰冷指铐昏疼地仰面倒地的一刹，看到的那轮月亮，莫言对这月亮极尽描写，却节制到放弃了自己一贯的铺张，语言在这里成了一种无言感，他向前栽倒，他嘴触地面，他的灵魂一样的孩子――那个赭红色的孩子从身体里钻出，他挥着双手，收拢草药，他奔跑，这时月光再度出现――纷纷扬扬的月光像滑石粉一样从他身上流过去。一间草屋横在月光大道上。他张开双臂，扑进母亲的怀抱。

《拇指铐》收录于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

在诸多名词的定位与形容词的描述中，真正的莫言是在言说之外的。如果必须说的话，只是有一种蕴藉，在里面。这个人，质朴、善良，最主要的是，他追求真相（这可是离那论家言说的诡秘神异或者如爆炸的拉美文学有些远），他追寻究探，无非是复杂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离同时代诸多作家所探究兴味的人性之复杂多变也有异样）。

他寻思根本，所以纵有火烈灼热的《红高粱》为他赢得自《透明的红萝卜》就应具有的艺术声誉，纵有影像的加入如火般地将那艺术烧向社会市场这样更广泛的视域，纵有《檀香刑》的作者记者编者评者的述说那样将“民间”一语提调放大，而现如今一贯在作品中多言却言论中缄口的莫言也一改了沉默作风在近期的报纸杂志以及海外学院讲坛上发展着自己阐释的热情，民间、沈从文、为老百姓写作与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区分，等等词汇如滔滔洪水，使成人莫言似乎回到了他书中所写的那个对着树就能讲话而且好说到一发不可休止的童年。

说到这里，你会知道我要说的。我们这个时代言说发达的文化附加在莫言身上的太多――也许最初莫言选择这个名字也有他的一层深义。

一个说话的孩子，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沉默不语的世界的作家定位。这是每个人都认可的定位。然而，一个大声呼叫却没有人认真听他的孩子，世界仍然是世界，孩子身边走的仍然是过客，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听这人讲些什么，人们忙啊，世界仍然是世界，它不动心，它不了解阿义的疼，这个却不是每个说话的作家能够真正体味并坚持的。

个人力量在莫言那里仍是巨大的。有时候你会从中呼吸到某种鱼死网破的气息。

《弃婴》写于年，十六年后再读仍然可以嗅到已被镜头拉远的田野里浓郁得像生蜂蜜般黏稠的生命气味，已是当前文学作品里罕见的气味了。

“我把她从葵花地里刚刚抱起来时，心里锁着满盈盈的黏稠的黑血……

我抱着她踉踉跄跄、戚戚怆怆地从葵花地里钻出来。团扇般的葵花叶片嚓嚓地响着，粗硬的葵花叶茎上的白色细毛摩擦着我的胳膊和脸颊。……被葵花茎叶锯割过的地方鲜红地凸起鞭打过似的印痕。”

《弃婴》收录于小说集《秋水》

这时，正是中午，田野空旷，道路灰白，路边繁茂的野草蛇蚯蚓般纠缠。西风凉爽，阳光强烈，村民们躲在村庄里。大豆玉米高粱红薯棉花芝麻杂种在路两边，葵花盛开，野蜂赭红，蝈蝈忧郁地尖叫，蚂蚱飞处燕子捕食，家燕缩颈蹲在电线上注视眼前平滑流淌在绿野上的灰色河流。猖獗的野草，茁壮的稼禾。这样烈日炎炎的中午在莫言那里是不陌生的，我们读它也已熟稔到能抓住它扑面的燠热。

《拇指铐》里几乎是同样场景的午后。年与年相隔了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了。

年的阿义提着捆扎的中药像提着母亲的生命，这个八岁的男孩儿从乡镇一路跑回村庄，年的“我”怀抱不满月的婴儿从地里跑回村庄，两个生命由于奔跑而变作了四条生命，儿子阿义之于母亲，“我”作为准父亲（“我”在小说里其实充当了养父的角色）之于女儿般的弃婴。

两部作品是可以作为姊妹篇读的，我惊异于中间相隔的岁月。十二年，足以改变多少心境，人事颠转，消磨掉，又生出多少岁月也莫可知的烦恼郁闷？何况一个作家的敏感内心，它的改变动移又岂是时光能控制得了？而这十二年光阴，又磨折得最利，市场战争人心国际国内诸多事件加进来，叠摞得那力量超过着平日光阴所给的承受力，何况一向以求变为创造生命的莫言式作家，谁能抵挡这番冲洗与淘沥呢？！

然而，“这个小女婴折磨得我好苦”这样的话说出来，十二年了并没有变。这个内核。

隔了市场城市高速公路跃入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余光中是这样说的么？穿过村落田野土路再到浓郁得让人流泪的葵花地，我仍然能看见那个怀抱婴儿的人胳臂与脸颊上留下的伤痕。

他说：“好像，好像被毒虫蜇过般痛楚。更深刻的痛楚是在心里。”那是我们当时不大能看清楚的，直到阿义。可是那样的句子已经写出来――“我的廉价的怜悯施加到她身上，对她来说未必就是多大的恩泽，对我来说却是极度的痛苦了。”

这句话的分量也是多年以后体会到的。而那时，这个怀抱弃婴的人就同时怀抱着这样一颗心了。这一句话，也拼得过任何理论，因为后者后浪推前浪，几乎已成当代社会市场化后的另一种缩影，是市场化后最富于变换更替的事物了。而前者，十二年并没有丝毫改变。它已经成为本性的东西，它原本就是本性本身。

所以你会理解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坐在雨中屋檐下守着堂屋竹筛里的婴儿手持奶瓶像持着一个救火器的小心翼翼，你会理解一向感性的莫言为什么在书中做起了弃婴学研究，他认真地分类、归纳、辨析，已经毫不考虑小说的体例范畴，他与“我”一起奔走呼告，在铁律的现实前几乎处处碰壁，我恨，我爱，又恨，然而——

“院子里有一条雪白的鲫鱼搁浅在青砖甬路上。它平躺着，尾巴啪啪地抽打着甬路，闪烁出一圈黯淡的银光。后来它终于跃进甬路下的积水里。它直起身子，青色的背脊像犁铧般地划开水面。我很想冒雨出去把它抓获，使它成为父亲佐酒的佳肴。我忍住了，并不仅仅因为雨水会打湿我的衣服。”

你会理解在经历了黑大汉、小学同学、姑姑之后，这个人坐在葵花地里发愣的理由。你会知道这句话是怎样写下来的——我无法找到一个象征来寄托我的哀愁——

“我在我啄出的隧道里，触摸着弃婴的白骨，想着这些并不是不善良，并不是不淳朴，并不是不可爱的人们，发出了无法辨明是哭还是笑的声音。”

这个坐在葵花地里的人，希望而痛苦，仿佛可以听到他穿过田野时葵花叶嚓嚓的响，依稀能看到茎叶锯过的地方留下的鞭痕。更深的痛楚在心里，他说。然而就在他坐着的地方，无数低垂的花盘，像无数婴孩的脸盘一样，亲切地注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无力更无助又更坚贞的生命。莫言在将他的感知交递给我们时，有一种就是撕碎也要拼接起的顽强。这顽强，同样是生命的。

教我尊重的是这生命在文本中是个体的。不是哪一种理论产生的。它平白到来源于体验，所谓生命意识这样的词汇不是最初的出发点，正因为生命的不可替代也不可普适的个人性才使莫言在对生命的挖掘上成为不可拟仿。

透过《拇指铐》《弃婴》再往上溯，经由暗色的时光隧道，如果你有了解一位作家内心的耐心的话，你会和一个与弃婴相近的孩子相遇，你会眼见他在田野荒原的无助爱愁，他的饥饿的刻骨铭心，他的被弃感，以致在某一个恍惚的时空里，你会觉得莫言从葵花地里抱出的那个人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另一条生命。他要使那童年时所有感伤困难的拯救成为可能。

这一点，其实都在等着那个受伤的孩子的成人。可以说，在莫言写孩子的成人小说里其实都隐性地藏着一个自己，这个自己，有时是人类，有时只是一个叫金豆的孩子。一个叫了“我”的孩子。

缘纸而上，也许会揭开那个并不复杂的谜底。那个困扰莫言童年的早期记忆――饥饿，几乎每每要跃出来，在纸面上划出它永不可磨灭的印迹。《五个饽饽》《粮食》《铁孩》里写的不只是自己的饥饿，自己是饥饿的一个目击者、参与者或受害者，但是每每别人的故事里，那饥饿的体验却是私人的，没有挨过饿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惨状。

四十年后，年作者在斯坦福大学作演讲时，这段回忆就附在《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题下。这里，“我”是目击者也是参与者。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个人的，群类的，在此已难分你我。但是莫言在记述时仍然不舍个人体验，他没有去直接说教批判，而是借助时光的光影滤着那暗色，在梳理时又不致让那个人的体验只停留在一己之悲欢。

那么，怎么做？《粮食》中是伊，《五个饽饽》里是叫花子“财神”，《铁孩》里是铁孩，甚至《猫事荟萃》里他还借哥哥撩出这么一句“连你都吃了一块鱼”，我看我再也难忘陈姑娘夹鱼扔给猫时祖母腮帮子的哆嗦。莫言竟用了人与动物的比较法，教人复又何言！

食色之性，人伦之常。本能的记忆大约最难将息。莫言自述他成为他这样而不是像福克纳或海明威那样的作家，其根本理由在他的童年经历，对于这一点莫言自信：

“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饥饿使他成为一个有深度生命体验的人，与之并行的，是与这饥饿体验共生的孤独。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寻求食物一样，一个孤独的孩子也会如飞蛾扑火般寻求与人发生亲密联系的一切温暖的可能。

《初恋》《沈园》《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夜渔》《翱翔》探索了人类最亲密关系两性间的数种可能性，诉说着一个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温存的想望。却是一律的失意。

《夜渔》收录于小说集《神嫖》

《初恋》《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写于不同时期，更写的是不同时期，一个在童年的初恋，一个已成人进入中年后的对美的莫名的追寻，场景变换也可谓大，一个乡村乡委院外一个京城长安街上，然而心境却也莫名地一致。

再不是那个牵一头羊终日逡巡于乡委院外以致羊啃光了大门外可怜有限的草皮的时代了，可是眼见一对男女骑士般尊严又圣洁的仪态从容漫步于玉泉路至建国门的十里长街时，那渴求亲近的心仍然会怦然一动，不只是好奇，或者简单的吸引，而是什么被点了一下，那暗下去的火又亮过来。

可是两者都没有给这火以火，却是一盆水浇下来，多年前是那个别发卡的女孩大叫一声“你想干什么”而对“我”的铺在地上的影子啐了一口且高傲地走过去，现在是驴马立定，对着心一阵狂跳――期待已久的结局也许就要出现了的，只一个人跟到底的“侯七”各自翘起尾巴，拉出了十几个粪蛋子，然后闪电一样往前跑去。

时隔三十年，两个故事里的这一个人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结局，相失。是追寻者与追寻对象两者间的隔断，没有接通的交流，心上关山千万，莫言字里行间的幽默自嘲里仍然有一层灰色，它时时如云翳般进来，将了灿烂换作阴霾。

但是仍然还有阳光，那个叫张若兰的，那个黑驴上款款骑行的美人——你可以把她视作一种美的爱情，更可以视作人生不同阶段的理想象征，那个骑驴而行的女子，它点燃的火绝非只是情事，那火引我们走过了一长段路，虽然最后那结局你我始料不及无从把握，却毕竟那是一节长入生命的长路。毕竟，两部作品呼应着，不得而得的相失之境也因之会有另一种温润的吧。

到了《沈园》，我相信是两部之后的写作，那心也陡然一转的，变得阴沉压抑，两个人在咖啡间不停地争论的是一个京城不存在的地点，那个埋葬了爱的沈园，连这个沈园都不在，还有什么，在我们空荡荡的衣袋里，最后两个人再找不到一个存放温柔哪怕软弱的地方，一个催着另一个车次的时间，在阳光初现的空旷里，那声音响着“我”的隔断。沈园不再。是彻底的绝望，却更是一种无法掩蔽的伤感，两两之间，已无可以归去或者短暂寄存的空间。

《民间音乐》收录于小说集《三匹马》

较这一篇，《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的残缺又有其不可替代的美感，那个长笛如诉的小瞎子，那个嫁了哑巴在桥上拦了我去路只是要求要个会说话孩子的女子暖，“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了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这是一片高粱地里一个女人对“我”热着心端出来的话。

在《红高粱》里这场景的人物是“我爷爷”“我奶奶”，现在变作了“我”和暖。那里这话是狂放的行动，这里则是烫人的语言，证明着城市也许已经消逝了的沈园还在。然而那省略的一叹是：在又如何？最终还是相失，两人之间隔着少年经由了世事的多少阅历叠写的岁月，心没有变，却到底无可奈何。

爱情，写得最好的却是《夜渔》，大约是没有现实的纠葛使那美变得神幻，如果可以说这种情感也是广义的爱情的话，那么莫言大约找到了一种暂且避开世事纷扰的通道了。

九叔带“我”去捉蟹，“我”却迷失在一朵荷花的香气里，一个面若满月的女子，一阵不知发自自然还是内心的清冽。故事似乎不大好讲，似梦非梦，不能说破，不能说，莫言在这里真正是达到了“莫言”境界。“二十五年后，在东南方向的一个大海岛上，你我还有一面之交”犹如一个巨大难解的谶语，到了结尾的惊鸿一瞥，也未能最终解开那个谜底。

可是太美，有一种神怪离奇的东西，一种不可企及的东西，在灵魂都触不到的地方，静守着。你会觉着一贯焦灼的莫言也变得陌生了呢。冥冥定数，等待着实现它的时间，可是再见之缘，到了最终仍是擦肩。相失的主题，仿佛反复于与爱有关的曲式里。

以致《翱翔》，都有了些唱破了嗓的味道了，然而飞栖于树上的燕燕和实际导致用箭射落她的洪喜之间，不也构成着另一种畸形的爱的可能性？莫言经由文学终找到了解除他孤独――一种精神饥饿的办法，但是那些没有机会成为叙述者的人仍然要面对困扰他们的情感饥饿。所以，莫言才会写“我”不辍，他不惜说梦。但是实在的童年并不都是《夜渔》，更深更真的伤仍是——《枯河》。

直到现在我都以为，这是莫言最开放的一个文本，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有关人生、成长、童年创伤、爱以及人众、亲情或者还有梦想的最开放的阅读。

“月亮升着，太阳落着，星光熄灭的时候，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成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地漂浮起来。他沿着村后的河堤舒缓地漂动着，河堤下枯萎的衰草和焦黄的杨柳落叶喘息般地响着。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十三年后的阿义，那个月光下出发奔出柴门为母亲抓药的孩子。

你可以知道，写作是注入生命的一项活动，是人心丰满的一种过程。解读这生命充满了冒险，因为在对方生命里你将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隐藏至深的秘密。

《拇指铐》—《弃婴》—《枯河》，上溯的岁月我们眼见莫言还原成一个孩子，正像他后来自述中说，一个作家成为这样的而非那样的作家，有他自己的理由。这里莫言找出的理由是童年。

而倒过来，从作品中人物“他”到“我”再到“阿义”，写作着的莫言有一条再明晰不过的生命痕迹，《枯河》的“他”那里是一个心怀委屈却只能以死相抵的自杀的孩子，《弃婴》里“我”则已长成一个可以凭借爱与怜惜救助弃婴的人，《拇指铐》那里的阿义则全在一个叙事者的目光笼罩下，作者“我”隐身其间，时而是阿义，时而分离于他，仿佛他的另一个生命，而在阿义跌倒昏死的地方这位一直注视生命则以神的力量施加魔法，让那个藏在阿义物质躯壳内的灵魂的阿义继续奔跑，这是怎样的心！

一切理论在此都失语的，装在什么套子里？什么名词概念能够涵盖一个人的这种心？！我们眼见莫言与人物一起的长成，从一个受伤的孩子到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成人。这样开放地阅读一位作家是多么美好的事，因为阅读者自己的成长也包含在里。

“我用低调观察着人生，心弦纤细如丝，明察秋毫，并自然地颤栗。”（《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那篇言及饥饿与孤独的“财富”讲演中，说到自己的自言自语。他用“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合辙押韵”形容这种状态下的自己，他对着一棵树说话，对着牛说话，一张口肚子里的话就奔突而出，以致引起母亲的担心痛苦和劝告：“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他解释说这是“莫言”的起源。

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饥饿，不仅是身体生理方面的食物索求，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交往上的饥饿，或者干脆就叫它沟通渴望的满足，人的嘴的功能，不仅在吃，在吞咽食物维持物理的生命，而且在说，在倾诉情感以颐养精神的生命，两者，莫言达到了极致。

莫言短篇小说精品系列

文学，是说话之一种，是言语最高形式的沟通，是世上最不怕背叛的纯美恋爱。写作者自己失爱，但他还给这世界的是爱。或者是文学多少改变了他，倒过来也是，他的参与使文学改变了，使文学也成了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失爱与给予爱，这样一个受、予关系是通过写作这样一种形式转化的，莫言的“说”与多言是一种倾吐，它不同于吞咽，它是给予与付出。这是“说”的意义，也是语言的意义。

然而爱的命运亦如短篇的命运，一样寂寞。恨却成为一种正常的情感，仿佛力度，难道在艺术上、在共鸣上或者震撼力上爱不能抵过恨？评论又在其中如何推波助澜？这样写下去，则是另一篇文章了。

我在这篇专述莫言短篇的文字里，所能接近的只是一个叫“我”的孩子。

作家在已变得苍老的世界面前，难道不也是一个孩子？一个不仅仅认识世界、多多少少还想创造世界的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孩子。

当然，孩子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当的，多数人回不去，只能停留在成人世界里，只有少量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作家，才能在成人世界里发见童心，或者就是他自己的未泯童心平衡着这个世界。

这样看，“我”有时是莫言——一切作者，有时是“我”——一切读者；或者“我”，这一个第一人称的称谓，就是读着写着活着的人——是以各自文本方式完成心灵成长生命经历的人。“我”既是人物又是作者又是读者，“我”即作者人物读者，三位一体，只不过有两个隐身于一个后面，顶着一个形象完成着三者必得同时在场完成的故事。“我”―“人”―“一个人”―“每一个人”，问题到了最后，并不复杂，像短篇一样单纯，却也如短篇一般含量大。

一切理论，如果它只是生命外的，那么就让它在生命外。

所以，用不着去拿别人的理论，只要深深地看，总会得到自己的认识。这是一切好作家通过作品告诉评论家的。

莫言在旧居前

基于这一认知，我从来不愿把这样的作家划归到某一个类别里去，任何类别流派对于他的气质才华品性都是盛不下的，“我”只是我，“我”是一个个体。这样理解莫言，我更愿把论家认为他的民间人物的创作系列，只看作是他的孩子气地看，饥饿的莫言想望有一个更大的家——像家族一样庞大的家去温暖他的精神，保护他的安全，存放他的情感，听他作为沟通的说话。

这才是《地震》《天才》《地道》《屠户的女儿》等作品产生的根本，并不雕琢到为了某一种概念而如何，当然这个系列有些作品也流露出刻意，比若《神嫖》《良医》还有《渔市》，有那急切在里，甚至有些模仿的痕迹，但是，《天才》写得确实天才，《地道》写得堪称地道，那足以扫除阴霾的幽默令作品一下子焕发了生的神采。

幽默是成年心境里莫言的爱。

所以我更愿意从这样的阅读中接近核心。

“……小马驹和小男孩儿在沼泽中艰难地走着……他们小心翼翼地、躲躲闪闪地、蹦蹦跳跳地寻找着草墩子立足，一刻也不敢懈怠。

……他们一起扶持着，向灯光走去。……他们终于寻到了那发出灯光的地方……”（《马驹横穿沼泽》）

那个小马驹变作的女性救了小男孩的性命。高密东北乡食草家族的女祖先是一匹红马驹。所以马驹成了我们的图腾。莫言在这部几乎不被评论界重视的短篇《马驹横穿沼泽》中深情写道：

“还有什么样的高山大海能把人阻挡住呢？你、我、爷爷、爷爷的爷爷，世世代代的男子汉们，总是在感情的高峰上，情不自禁地呼唤着：Ma！Ma！Ma！这几乎成了一个伟大的暗号。”

从这部讲述祖先神话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见到那个涉过沼泽的孩子，这个孩子横穿沼泽，终于找到灯光的故事，照亮了我们对莫言的长期阅读。

他的短篇，像一只只棱角多边的镜子，折射出他生命中保存很深的柔弱部分。Ma！Ma！妈妈。他终于喊出了，他的心底的一切故事的源头。

――别人将“妈妈”变作概念，写围绕概念的思想，莫言将概念还原，他写血缘，写作到了这一步，便是任何言说都变作外围，变作无谓，便是一切理论都变得苍老枯涩，变得无色无味。

而这，就是莫言的文学。

莫言，经由这样的文学，重新变回到时光里寻找火光的那一个叫“我”的孩子。在那个离心灵最近的世界——

人间的气息――赋予他们神奇的力量。

本文选自何向阳散文集《被选中的人》

作者简介：何向阳，诗人、作家、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曾出版诗集《刹那》《青衿》《锦瑟》，散文集《思远道》《梦与马》，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理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彼黍》《夏娃备案》《立虹为记》《似你所见》，专著《人格论》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作品译为英、俄、韩、西班牙文。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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