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现代价值观与结构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郝小楠译，中信出版集团年5月版。下文节选自书中的导论，原标题为《一个关于创新、繁荣和增长的理论》，有删节。
撰文｜埃德蒙·费尔普斯
摘编｜李永博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从年的维克塞尔和年的熊彼特，到20世纪20年代的庇古和拉姆塞，再到40—80年代的萨缪尔森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已经跳出了19世纪由李嘉图创建并由瓦尔拉斯一般化的价格数量静态理论，走向了经济随时间不断发展的理论。发展路径包括经济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利润率和工资，以及生产率的增长。
几十年来，这一学术进展一直占据了经济学的中心位置。除了为之前业已存在的领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还为一些具体分析开辟了新的道路，比如家庭储蓄与劳动力供给、企业投资、汇率、资本积累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熊彼特年的著作，它突破了国家发展只是一种资本积累（投资和储蓄）的传统观点，发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未考虑现代经济的特征而受到批评。年，弗兰克·奈特发现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一般会面临“不确定性”，以及凯恩斯所说的“未知的”可能性。凯恩斯在年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市场通常无法获得到达均衡路径所需的知识，所以经济可能会在萧条和繁荣之间摇摆。在这种情况下，他相信货币或财政政策可以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虽然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然是增长以及工资和利润率方面的标准理论。
这一标准增长理论最致命的缺陷是未能认识到现代生活的核心，而奈特不确定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标准理论的关键缺陷
在标准经济学中，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一个由完全或主要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使用索洛的术语）驱动的像机器一样的经济体，这种增长被定义为TFP的增长，TFP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的。这种“进步”就是驱动力：尽管一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与商业应用相结合促使嗅觉灵敏且富有激情的企业家去创办新的企业或发掘已有的企业，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
熊彼特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这种“技术进步”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这对于熊彼特时代的奥地利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种发现是原始动力，使企业家所采取的商业应用成为可能。这也成为标准理论对创新的解释，熊彼特称之为“新事物”。在他看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内部没有任何人能构思出新事物，从而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做出潜在的贡献，也就是不存在自主创新。然而值得怀疑的是，标准理论的这些要素是否仍然适合近年间崛起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包括19世纪发展起来的发达社会，主要有英国、美国，以及之后的德国和法国。人文、人类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
约瑟夫·熊彼特(-)，美籍奥地利裔政治经济学家，年获得法学博士，后移居美国，并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景气循环理论》、《经济分析史》等数十部著作，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首先，不只是“科学家和航海家”，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中有很多（不只是来自拥有特殊才能的人）都像科学思想那样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事实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有工人、经理或其他人员不时迸发出新的想法。人类学家很早就相信人类具有这种才能，并且这已经得到证实。尼古拉斯·科纳德和他的团队在对德国南部一个早期智人居住过的洞穴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根可以吹奏的长笛。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远非只有增长。毫不夸张地说，标准理论只是粗线条地将人们的欲望描绘成完全物质式的：只关心他们的消费（包括集体物品）和休闲。这样的理论可能描述了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的商业经济社会，但它忽略了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体验”维度，而新的方法和新的事物正在这一维度不断被构思和试验出来。在标准理论中，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如何达到最好的条件——寻找回报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点。
最后，标准理论将社会成员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因而没有任何去影响被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意识。因此，工作生活缺乏任何自由意志的运用，从而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理论将我们看作朝九晚五的机器人。然而，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体验给了人们一种“自主意识”，使他们觉得自己哪怕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标准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些维度，它既不能解释经济绩效（物质和非物质的）在国家间的不同，又无法解释这种绩效的升降。
在国家间的物质绩效差异方面，标准理论认为生产率是趋于均等的，资本和技术会流向它们相对稀缺的国家。而数据显示，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英国和德国的生产率要远低于理论预测的结果，美国则远高于这个结果。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优越的企业家精神，它就会相对其他国家保持领先位置，但这一论点可能会让熊彼特主义者感到为难，因为熊彼特与他的理论一致坚持，由科学发现创造的商业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非物质绩效来说，标准理论也没有提到任何系统性的国家间差异，因为它看不到国家间经济生活体验的本质性差异。而数据证明，非物质绩效指标，如平均工作满意度，在瑞士、丹麦和奥地利较高，而在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较低。
关于经济绩效的跨期差异，标准理论显然也没有提供解释。对于其术语——技术进步，它没有用于预测的模型，因此也无法从物质或非物质的方面解释这样的发展。然而一个变化中的世界需要我们去做出解释：历史证据和最新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在几个国家接连出现的长期繁荣（相对于长期停滞），以及直至20世纪末几个国家接连发生的长期停滞。无论是对于繁荣还是停滞，这一主流理论都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这是一个重大失败。
那么，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上升或下降，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以及如前所述的相对于自己过去的，究竟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在社会想要从经济中获得什么以及能够获得什么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国家之间有何差异，就需要深入所研究的国家内部。我们需要识别和衡量出社会中有哪些力量有助于解释一个国家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的。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
一些理论学家试图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创新发展中如何发挥比熊彼特构想的更广泛的作用——有人甚至提到了“内生”增长，以与熊彼特的外生增长相对应。20世纪60年代，理论学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与兰德公司有一定联系）开始致力于科学进步的商业应用。肯尼斯·阿罗建立了一个基于“干中学”的生产率增长模型。理查德·纳尔逊等人提出了由“工业研究”和新工艺的“传播”带来的“技术进步”。80年代，保罗·罗默建立了一个模型，对原始的产品线引入了一系列变化。90年代，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依特分析了一个具有概率结果的“研究活动”产生随机序列的质量改进创新的模型。罗默年的模型则纳入了被称为“新想法”的事件。
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并且在不止一条道路上前进。我们需要找到可以产生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当然，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可学，那么学习模型也就不会带来增长。寻找某些科学发现的商业应用的工业研究团队似乎是熊彼特式进步的追随者。（正如纳尔逊所说，如果科学家们收工，那么工业研究团队也就无事可做了。）连续的产品线也不会带来持续的增长。“研究活动”和“新想法”是一个黑匣子，它没有告诉我们火花和燃料在哪儿。
尽管在一些现代经济和近现代经济中，有组织的企业RD（研发）活动，比如对新应用的研究、“干中学”、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偶然的生产率改进或新的产品，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持续的创新、增长和工作满意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这些活动解释（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活动不可能是过去年生产率爆发式增长的来源。
我们还需要考虑普通人的新想法及这些想法产生的源泉。即使将公司和政府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有组织的研究活动视为创新及工作满意度和增长的基础，可能能发现一些统计上的相关性，但它并未触及问题的本源：对个人来说，无论是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他们能想到和做到什么，使用或不使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及他们为使自己满意想要去做什么事情，这些都只是一隅之见。因此，现有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缺失了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正如标准理论所缺失的一样。
这篇导论所论述的，并将在本书正文部分进行检验的命题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它的基本前提是，各行各业的人们，不只是科学家和实验室研究人员，都具有构思新事物的先天能力，无论科学家是否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而一个现代社会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去将这些新构思付诸实践——去创造和尝试它们，又促使人们提出新的构思。这样整个国家都将迎来新想法的蓬勃发展。
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熊彼特式创新，在高创新水平的国家，这些创新大部分都是自主的：它来自在该国经济中工作的数量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和创新的能力。
从这一点考虑，一个国家可能拥有“活力”——一种产生创新及从社会的角度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愿所必需的欲望和能力。当然，这样的国家可能会遇到障碍，如战争和气候等外部障碍、管制和官僚主义等内部障碍。但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拥有的创新活力越丰富，就越容易在创新上进行尝试和取得成功。当然，以当前的条件，如总体的商业前景和政治困境，可能无法为这样的尝试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著，中信出版社年9月版。
现代价值观：经济活力之本
对于这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不断有人去研究它的影响，却很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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