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真正有人文气质的生活应该是有快有慢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是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访谈录结集，访谈对象包括宇文所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葛浩文、顾彬等学者。访谈内容既涉及学术，又时而穿插闲话，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养，颇能予人以启发。本文为书中《李欧梵访谈录之二：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一章的选摘，谈到了全球化进程下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以飨读者。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

季进　编著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季进：现代西方时间观念的侵入使我们把时间量化、精细化了，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理论上使分工更加细致和有效了，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大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我们似乎失去了上一代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全球化和现代性对于效率的许诺似乎变成了一个谎言?

李欧梵：完全正确。当我们的祖辈开始受到时间限制的时候，压力也就开始了。但是人脑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适应这种限制，还可以把时间的观念据为己有并且改变它，让自己觉得过得很舒服，于是就有礼拜六休息，就有香港四点钟的下午茶时间。

香港的时间在二十世纪末已经被现代性大大地改变了，工作的时间长了，需要处理的资讯和信息太多，所以每个小时做的事情反而多了，工作速度要加快两三倍。于是，朝九晚五变成了朝八晚十，或者朝八晚十一，像我们这样不太忙的人在香港要约人吃饭一般是在七点半到八点。六点去一定会有位子，但是他要求你在八点之前吃完，这就是时间的压迫了。

以前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我们看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作品，他们吃饭是懒洋洋的，从太阳下山一直吃到十二点。意大利人也是，一道一道菜，一道一道酒，一直到十二点。在西班牙南部，太阳太厉害了大家还要午睡，银行一点就关门了，大家睡到下午四五点，到街上溜达溜达，吃点小点心，等到七八点又去吃饭了，所以他们现在有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现代化或者说全球化影响下的现代时间理性。

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规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我们还在用老式的规则，把劳力和利润连在一起，上课，赚稿费，但新的规则已经产生，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服务长在给一群服务生训话，让他们喊口号“顾客第一!顾客第一!”，这就是经济转型后的服务业。你的老板是谁，你的顾客是谁，顾客是不是对的，你怎样应付顾客，怎样创造利润，这一套规则很新，并且明显是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相关联的。

季进：这就是您经常讲的时间的感觉与观念?

李欧梵：正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超级现代化”的全球化影响的时代，怎样来分秒必争?六十秒就是六十秒，一个钟头就是六十分钟，它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改变。于是，人们开始讲求效率。

香港人非常有秩序，但坐地铁的时候都会争先恐后地挤上去，坐扶梯也是一样，把左边留给那些赶时间的人，他们跑上去就是为了赶第一班车，尽管第二班只隔了三分钟。我曾经特别留心看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故意等着坐后一班车的，几乎没有，哪怕挤得要命，下一班车马上就到，大家也还是要挤上去，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认为延迟一分钟就是一种浪费，车已经到了，等下一班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样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你如果要上班，要三餐，要有家庭生活，要想享受一杯咖啡，然后又要应付不停发生的改变，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快、超快。在西班牙，最慢的车都叫快车，Rapido，接下来是极快、超快、特别快，没有人再用慢车这个词，所以我就反潮流提出一个慢节奏、慢生活。

当然不可能把什么都拉慢，我认为真正有人文气质的生活应该是有快有慢，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从时间的范畴里重新思考。

季进：前面您已经说到，要对抗这种全球化符号系统的诱惑，对抗这种现代时间造成的压力，仅仅强调地区性是没有用的，因为全球化已经超越了地区性，把地区性为己所用了。根据您上面的思路和您的《人文六讲》来看，您的方法似乎是重塑已经被日益边缘化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

李欧梵：对。我还是举一些与人文学科有关的例子，特别是文学、电影、音乐三样来谈。

二十世纪初，当西方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间，西方文学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现代主义的兴起，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伍尔夫曾开玩笑说：“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她点出了这个象征性的日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西方小说的模式改变了，时间不再按常理出牌。他们发明了一种心理时间，由意识流来表现，它的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是有差距的。叙事语言的时间过渡已经不像典型的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小说那样和当时的日常生活一致了，并且开始和空间结合，达洛卫夫人早上八点去买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得忧郁病了，后来两个人在公园里相遇但是互不相认等等，这种空间感是现代小说独有的。

空间、时间浓缩在某一个心理阶段，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两种时间，一种是随波逐流式的时间，你被逼着去上班、上课，这没有办法。另一种时间就是你自己的心理时间，我把它叫作面壁时间，也就是聆听自己的时间，这是可以自己安排的。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做半小时操，然后吃早点的时候就开始听莫扎特的音乐，我就进入到我自己的心理时间了，具体多长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一天中我唯一不用看表的时候，正是睡足八小时之后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我可以想我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最珍贵的。

季进：也就是说，要想抵抗全球化的影响和诱惑，就要从我们个人做起。现在我们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边缘，空间越来越狭小，“文学已死”“艺术无用”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或人文学者，我们更应该勇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界定出人文自身的价值。

李欧梵：正是这样。现在有些悲观主义者说没得救了，那我的问题就是没得救了还活着干什么?不如自杀算了。活着一定要找寻自己的意义，特别是年轻人，不能说没得救了。

如果放眼世界的话，我觉得世界给我们人文主义者带来的挑战是非常有趣的，一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仿佛我们的学科(文学、哲学、艺术)和现代的社会完全不相干，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反而是在自我感觉上最接近对社会、对人有感觉的人，搞财经的人根本没时间想我们这些无聊的想法，只管靠理性的计算赚钱，而我们则是靠感觉，靠思考，靠反思。

人文主义的批判传统如今所受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全球化，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时我们人文主义反而可以作一些调节，作一些反思，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回归我们做人的意义。以前大家都是集体的，现在全球化影响下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个人，要自我繁荣。

我说的繁荣不是说赚很多钱，而是心里充满丰富的感觉，每一天过得很丰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放松，因为这一天没有白过，可以睡得舒舒服服，第二天早上精神大振，思如泉涌。

日常生活是最闷的东西，每天都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怎样在一模一样里面挖掘出它的意义。如果挖掘得好，虽然不能解决世界的大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起码可以保证自己不得忧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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