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发展,以及法国第二次

引言

17世纪西班牙正逢洛佩进行戏剧改革，抒情诗处于光辉时期，出现多种多样的叙事文体，是西班牙文学创作的高峰期。第一次论争由当时很有影响的阿尔诺调停而平息，第二次论争，费纳隆出面干预，双方停止笔战。

西班牙文学

17世纪西班牙正逢洛佩进行戏剧改革，抒情诗处于光辉时期，出现多种多样的叙事文体，是西班牙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与文学上的繁荣昌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发展停滞，军政权势的削弱，国势日益衰退。国王们不理朝政，将国家大事听任自己的宠臣处理。文学作品反映了西班牙王朝经历的周折和没落，也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道德上的堕落，作品往往带有悲观、失望情绪，在艺术上只追求感官的享受。路易斯·德·贡戈拉是这个时期巴罗克风格的典型代表。

他创作的“贡戈拉文体”只为少数人所理解，仅给人以感官上美的享受。虽然这种文体早就存在，但贡戈拉使之达到顶峰，并因而得名，它也成为文坛上激烈争辩的核心问题。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虽遭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素以观察现实敏锐、刻画性格逼真而著称的蒂尔索·德·莫利纳、纪廉·德·卡斯特罗等人，继承维加的传统，取材于民间历史传说，写了大量优秀剧本。蒂尔索·德·莫利纳笔下的勾引妇女的青年贵族堂·胡安的形象对欧洲文学创作有不小影响，而卡斯特罗写的历史剧《熙德的青年时代》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了抗拒外族侵略的西班牙英雄的事迹。

17世纪又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进一步成熟的阶段，其标志就是年马特奥·阿莱曼创作的《流浪汉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该书的第二部分于年出版，同第一部分结合在一起被视为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这个新的流浪汉不同于“小癞子”，他是一个被排除于社会之外的成年人，以苦涩、悲观的视角看待周围环境，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采取犯罪手段。这种流浪汉小说主人公的下场往往很悲惨，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判处在船上做苦役。流浪汉小说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为生存而斗争。主人公的轶事多变，已跳出了狭窄的活动范围，越出国界，走向欧洲。

17世纪西班牙文学中盛行巴罗克文风，它体现了两个基本特点：即悲观情感的自然而真实的流露和虚幻夸张的艺术表达手法。真实自然的情感似乎与虚幻夸张的手法互不相容，但实质上它们并不矛盾，因为作者所表现的是原有理想破灭后自然流露的失望情绪，而虚幻的手法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逃避悲惨现实的优美世界。西班牙文学里的巴罗克文风比较复杂，它由夸饰主义和警句主义（即概念主义或格言派）组成。但它们也不是极其严格的对立派别，在同一部作品中有时就可以看到两种主义的文风并存。

夸饰主义特别强调和追逐感官价值，希冀创造一个绝对美丽的世界。由于其代表人物是贡戈拉，所以又被称为贡戈拉主义。这种文体主要应用于韵文，其特点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滥用夸张、隐喻手法、冷僻语汇和典故，只顾形式上的装饰，而不顾内容上的可信。它典雅动听，但空洞无物，而且很多地方晦涩难懂。概念主义是巴罗克流派的另外一个分支。它的前身来自15世纪追求概念为基础的诗歌，这种诗歌在巴罗克的土壤中如鱼得水，得到迅猛发展。

概念主义者利用一词多义玩弄文字游戏，试图以极少的词汇述说众多的事物。同时为了显示思想的意象，求救于咬文嚼字。一般讲，概念主义多半使用于叙述文中，但是概念主义的代表作家弗朗西斯科·克维多不管写诗歌还是散文或杂文均采用了概念主义手法。这两个“主义”可以说本是“同根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而已。两者常常合而为一，互相产生影响。

一般讲，西班牙巴罗克文学作品侧重表现如下的主题：世界没有价值，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体，而是一片混乱，毫无秩序，人们被各种弊端所困扰，消失在这个犹如大迷宫的世界里；生活里充满矛盾和斗争，人们得与自己斗，成为矛盾的俘虏，并且还得与其他人斗，正如克维多所说的那样，“人的生存就是与自身展开的一场斗争”；流浪汉小说作家马特奥·德·阿莱曼也曾说过，“如同猫对付老鼠，蜘蛛对待毒蛇那样，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互相设置的陷阱之中”；

生命犹如昙花一现般的短暂，从而引来他们对时间的看法，即时间流逝毁坏了世上的一切，所以表现废墟成为永恒的主题；人生就像沙漏那么脆弱，如同一个阴影，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如同一场梦幻；人生的这种脆弱性、不坚定性表现在表里不一，即表面现象与现实本质的脱节；如果人生是一场梦，那么人们生活的世界则是一个“大剧场”，对认识现实与抓住生活的可能性抱着极其悲观的态度；生活就是逐渐走向死亡，生命就是将由死亡去填补的奇怪的空缺；对死亡这个主题极其着迷，是巴罗克作家的一大特点；并不仅仅是时间快速地把人们推向死亡，就像克维多所说的那样，“我们本身就是死亡”。

巴罗克文风其实在16世纪末叶已开始在西班牙萌发，在塞维利亚派诗人费尔南多·德·埃雷拉以及宗教文学作家特莱莎、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作品里都已初露端倪。17世纪初叶，巴罗克文风逐渐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等在文坛上仍有重大影响，巴罗克文风没有得到充分表现。

法国文学界第二次“古今之争”

第二次古今之争发生在18世纪初，论争的起因是关于荷马史诗的翻译。较早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法国已经有古希腊、罗马文学专家达西耶夫人的韵文译本。年，剧作家、诗人乌达尔·德·拉莫特发表《伊利亚特》的散文体改写本，达西耶夫人认为这是对荷马的歪曲和亵渎，著文《趣味堕落考》，猛烈攻击乌达尔。乌达尔则在题为《关于批评的思考》的文章里为自己辩护，认为荷马作品某些描写不合现代人的趣味，删节改动理所当然。于是又起纷争。

这场争论虽然缘起于翻译，但是超出了翻译的范围，实际上还是如何评价古人的问题，是第一次古今之争的继续。古今之争两派分歧的焦点是如何正确评价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对于以布瓦洛为代表的一派，不能简单地以“保守”论。布瓦洛、拉辛等作家并非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贝洛热情称颂的文学成就恰恰就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得到充分体现。

他们在创作中并没有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相反，他们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个性特征的优秀作品，只不过他们缺乏否定古人至高无上地位的自觉意识罢了。对贝洛和封特奈尔的观点也应当加以具体分析。他们反对永远匍匐在古人脚下；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的大声疾呼，17世纪的法国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些都应该肯定。但是他们以历史进化论来解决不同时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以理性作为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尺度，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从创作实践上说是有害的。

所以，对“古今之争”的两派，不能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但是这并不是说“古今之争”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古今之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意义就在于，布瓦洛一派代表的是已经走上衰落之路的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代表一个正在结束的时代；而贝洛一派代表的是正在兴盛的理性主义，代表一个将要开始的时代。最后还应该指出，“古今之争”从美学观和艺术观来说，并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否定，恰恰相反，“古今之争”的结果是进一步肯定了古典主义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

结语

17世纪30年代左右，巴罗克文风进一步发展，50年代已处于鼎盛阶段，成为人人崇尚的文风。17世纪末，卡尔德隆逝世成为巴罗克开始衰落的一个明显标志，但是其余波持续到18世纪的头30年，直到18世纪中叶巴罗克文风才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古今之争”的结果是进一步肯定了古典主义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因此，古典主义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仍旧以主流文学的姿态跨入了18世纪，不过历史的发展毕竟改变了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曾经独领风骚的古典主义文学再也不能重现昔日的风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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